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感叹：中国的历史作家源源不断，历史著作源源不断，真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确实如此。中国有悠久的著史传统，古代史书浩如烟海。光看分类就让人惊叹。《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分为正史、纪年、方志、别史、杂史、诏书奏折、传记、史记、志书、时事、地理、官名、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居于首位的正史，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中坚力量。

每当朝代更替，建立新朝代，就组织人手编撰前朝的历史，这叫正史。《隋书·经书志》便有此称谓。到清代，二十四史已完备，从《史记》《汉书》到《元史》《明史》，历时一千八百余年，共三千二百余卷，四千七百万字。

二十四史前几部都不是国家编撰的，都是个人撰写的，后来才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官史。唐代官史是官方编撰的，国家搜集史料，选拔文人，设置了总裁、编修、监修、监事、抄经、校对等一系列职位，成为国家文化工程，参加者多为当时的杰出人物。

例如北宋宋祺，写下“红杏枝头春意盎然”的名句，被誉为“红杏尚书”。宋仁宗年间，他与欧阳修合撰《唐书》，历时十七年才完成。为了区别于五代时期编撰的《旧唐书》，故称《新唐书》。修史时，宋祺职务调动，便带着稿子来到成都。每晚吃过晚饭后，他便拉下窗帘，点上蜡烛，动笔写字。“远近之人，皆知尚书在编撰《唐书》”，成为当时的佳话。

正史的编撰体例均为编年体，其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传记为中心。此外，还有以《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排列史实。

纪年体起源于中国，周代史家所创。《左传》完善了这种体例，东汉荀彧在《汉记》中创制了分期纪年体例，北宋司马光创制了通史的纪年体例。其他纪年体史书还有日记、历法、志书等。

像《资治通鉴》这样涵盖1362年的编年史，却只是逐年记载，就像一本账簿一样。如果某件事连续发生了很多年，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全貌，就必须翻阅很多卷，挑挑拣拣，非常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南宋袁枢将《资治通鉴》各年中关于同一事件的资料汇总，编纂成《通鉴纪事本模》，从此诞生了纪事本模这一体裁，它不注重年代和人物，而注重对具体事件的解释。

再说二十四史，它的内容丰富，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最宝贵的特点是原创性，它编撰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记录、家谱、碑刻、事迹等，多是某一朝代最早的史实记载。后来原始材料大多散佚，只能通过正史才流传下来。

由于保存的史料数量巨大，二十四史厚重得让人看完头疼。古人想表达“世事纷纭，多事不知从何下手”的心情时，常常引用清代文学家李葆嘉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读得我头疼，不知从何下手。”

对此，南宋学者朱熹有自己的看法。

有位学生问朱熹怎样读史，朱熹说：“《资治通鉴》读起来很难，不如读《史记》、《汉书》。这两本书里记载的事件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同一事件却散落在纪年、传、表、志之中。《资治通鉴》是一年一年地记载事件，你一年又一年地读下去，许多事件都交织在一起，不容易找出某一事件的线索。”

学生们请他谈谈正史如何把一件事记在多处。朱熹说：“就如刘邦参加鸿门宴一事，《高祖本纪》和张良、灌婴等传，从不同角度叙述，意义详尽，读起来悦耳，容易记住。《资治通鉴》一年只在一处提到这件事，未讲完又讲了别的事。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必须到第二年再找。只有记忆力好的人才能读下去。”

朱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读史时，先读正史，收获会更大，这是由正史的特点决定的。他也有读史的大致提纲：“先读《史记》，再读《左传》，再读《资治通鉴》，有闲暇，则通读全史。”有闲暇的人并不多，但这种“先重点，后概括”的阅读方法，适合大多数人。（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