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光
前言：贵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研究中国大学百年迁徙史必经的省份。它是抗战和“三线建设”时期许多大学的迁徙地，是研究大学迁徙的“富矿”之一。抗战时期，贵州有西迁的浙江大学，有支援抗战而成立的贵阳医学院，有大夏大学播下的“种子”，有厦门大学的“血脉”——今天的贵州师范大学。“三线建设”时期，有从东北西迁的大连医学院——今天的遵义医学院，有部分血缘关系的贵州中医学院。今天，贵州的许多大学都能找到迁徙大学的基因。三年前，我到六盘水市参观了“三线建设纪念馆”，这是我第一次到贵州考察大学迁徙。 2017年，我两次参观西湖边的浙江大学校史馆，心里留下了许多疑问和好奇。前不久11月6日至9日，同仁学院有一场学术活动，我提前一天出发，特意为了浙江大学而来，把湄潭的浙江大学旧址全部参观了一遍。第一站是湄潭县文庙，这里是浙江大学旧址；第二站是湄潭茶园基地，这里号称是世界最大的万亩连片茶园，同时也有浙江大学的存在感；第三站是永兴古镇，这里是浙江大学分校旧址，聚集了当时浙江大学的新生。这次行程真是丰富，特地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1.县内浙江大学：
大学与文庙的缘分
我们11月5日早上从厦门出发，中午到达，和在机场迎接我们的原铜仁大学校长侯长林教授直奔湄潭，开始了重温浙江大学迁徙路线的旅程。从遵义茅台机场到湄潭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浙江大学原本计划迁往安顺，但机缘巧合之下和湄潭连上了。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讨将浙江大学迁往贵州安顺或者云南建水的问题，恰好遇见在省内工作的陈诗贤、陈诗哲等人，加上时任湄潭县长严普全极力推荐，经过实地考察，他们决定迁往湄潭，以文庙为依托办学。一所大学和一个小县城从此连在了一起。
自从我开始研究中国大学西迁，我注意到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现象。那就是抗战时期西迁的大学，大多落户在寺庙、祠堂里，不少大学原址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我把这概括为“寺庙里的大学、大学里的军营”。浙江大学落户湄潭文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座小小的文庙瞬间变身校长办公室、图书馆、教室、教师和留学生宿舍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庙中大学”。1990年，文庙得到全面修缮，并建成了“浙江大学西迁史陈列馆”，由当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题写，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以西迁为主题的专题陈列馆之一。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浙江大学办公室及图书馆旧址
（湄潭文庙）石碑
湄潭文庙依山而建，门前有两块石碑，一为1997年湄潭县政府立的《湄潭文庙维修记》碑，另一块是2006年国务院、贵州省政府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湄潭浙江大学旧址碑》。沿台阶进入院落，殿堂楼阁连成一片，依次上升，因地势坡度而层层堆叠。展厅分布在东西厢房和钟鼓楼，共设六个展厅，分别为《漫漫西迁之路》《尊美学派历史》《朱公道德颂》《求是集》《今日求是园》《湄潭与杭州情深》等。 展厅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讲述了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七年的历史，有“竺可桢生活办公处”、“浙江大学生深夜自习的宿舍”、“苏步青教授家”等主题的模拟场景。大成门后柱上有一副对联，概括了浙江大学在这里办学的经历：抗战的战火燃遍全国。记得当年的青年学子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报国的壮志在天下皆知。从地里长出来的万株红松，成为社会的栋梁。这副对联是浙江大学贵州校友会会长安义夫在1990年7月的展厅开馆仪式上所写的。
在参观整个展厅的时候，有几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将来的研究和验证：
首先，展览记载：1937年8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9月21日，浙江大学把250名新生安置在浙西、浙皖交界的天目山禅院，实行“导师制”，开创了国内高校实行导师制的先河，拉开了浙江大学西迁的序幕。学术界有不少人关注大学的“导师制”，但恐怕没人把“导师制”和大学迁移联系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有关迁移的展览上看到这个概念。把“大学迁移”和“导师制的开创者”联系起来，是否成立？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大学的“导师制”是在浙江大学西迁期间诞生的？因为文献记载：一年级新生开始迁入天目山，27日开始上课。 虽然条件简陋，地处深山老林，远离城市，但师生昼夜相处，不仅教学答疑十分方便，更有利于品德修养。学校筹划已久的“导师制”在这里首次实行，这在国内教育界尚属首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抗战时期西迁时期浙江大学实行的“导师制”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其次，展厅里呈现的是朱校长在美国期间发表的论文，从1916年到1918年，朱校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2篇论文，在美国顶级学术期刊《每月天气评论》上发表了5篇论文（如下图展厅拍摄的照片）。
竺可桢在发表论文统计
（浙江大学西迁史展厅拍摄）
我第一次看到朱校长在美国期间发表的论文时，心里想，今天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好像都争先恐后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朱校长三年发表了12篇文章，真是不可思议。这份《科学》和今天的《科学》是一样的吗？评论员回答不上来。晚上经过学生的核实，证实这份《科学》和《科学》杂志不是一回事。历史记载，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学会，竺可桢成为学会的首批会员之一，也是《科学》杂志的早期主编，为该杂志撰写了第一批科普文章，成为五四运动前积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的先驱之一。看来是我想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份《科学》虽然和《科学》杂志不一样，但它是真正的科学，从其开创性意义来看，这份《科学》不亚于今天人们高度“推崇”的《科学》。 前者可以视为华裔学者在美国创立的中国科学的一个“象征”，而今天科学家做科普的已经很少见了。
第三，展厅里陈列的学生课堂笔记、学术期刊、浙江大学期刊以及部分学术论文全部是英文的（如下图展厅拍摄的照片）。我想，当时上课使用的语言应该是英文，否则也不会有英文笔记。自从有了大学迁移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就进入了研究视野。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大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中文授课的？展厅里的史料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判断：直到抗战初期，中国大学的“西化”现象还十分明显，从教科书到教学语言，再到课堂笔记、试卷，大部分都是英文的。随着大学大规模迁移到内地，这种“西化”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变。正是抗战时期的大学迁移，才使得中国大学在祖国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 一些大学开始用中文授课，有了本土基础，大学开始由“中国的大学”向“中国的大学”转变。
1939年浙江大学学生笔记及论文
（浙江大学西迁史展厅拍摄）
第四，展厅记录了浙江大学西迁过程中遭遇的两次轰炸。第一次是金华之险。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踏上艰难的江西之行，向吉安进发。1938年1月26日，浙江大学师生在路过浙江金华时，遭到3架日军重型飞机的轰炸。师生虽无伤亡，但700余箱图书、仪器抛锚在金华江上，几乎损失惨重；一批师生得以乘火车出发，却在江西香塘山区滞留了一周之久。第二次是宜山轰炸。1939年2月5日，位于宜山标营的浙江大学校园遭到18架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投下的燃烧弹和爆炸弹多达118枚。
浙江大学遭遇的两次大轰炸，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学西迁过程中，又遭遇过多少次类似的大规模轰炸？从中国大学西迁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抗战时期日本轰炸的中国大学很多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专门针对大学，进行如此破坏性、连续性的轰炸。自1932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日本集中对上海江湾、吴淞两地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劳动大学、持智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和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学等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轰炸，导致许多学校被炸毁。1937年，平津失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如果当年的军事档案被解密，这些“有针对性”的野蛮行径或许能得到彻底证实。
第五，文庙里有一栋留学生宿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时那里住着4名留学生，包括2名英国学生和2名印度学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留学生参与西迁。那么，其他迁徙的大学里是否也有留学生呢？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查一查。在追溯了不少大学的迁徙路径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大学迁徙这个话题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比如“导师制”在中国的落地是否助长了中国大学的迁徙？迁徙大学里的留学生群体都涉及哪些大学？他们为什么愿意和中国大学的师生一起完成“文化军团长征”？
第六，讲解员特意给我们介绍了浙大西迁时期出生的后人。如今，浙大的“西迁二代”们经常来湄潭纪念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中国人最高的礼仪下跪缅怀自己已故的先祖。有一位浙大教授的儿子，出生在湄潭，随浙大迁回，退休后又回到这片土地，自告奋勇接待来此缅怀亲人的浙大后人。这位老人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名叫陈天来。
展厅负责人说，就在我们参观的前两天，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西迁浙大第二代学子探访活动。现在，这样的探访浙大后裔的活动越来越多，来访者主要是当时的浙大教授的后代和浙大学生的子女，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从美国回来。第二代来到湄潭文庙和永兴古镇，重温父母上学时的路，回到父母住过的宿舍，在永兴古镇教授楼上拍照留念，还到文庙前的浙大西迁纪念广场的“西迁纪念馆”寻找父母的名字，一点一滴地寻找与父母有关的浙大元素。这是一种源于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的浙大情结。 在重走大学移民路线时，我也关注过“西移二代”，但在湄潭听到的故事，让我对这个特殊的西移群体有了更深的感触：他们回到历史发生的地方，追寻父辈的足迹，缅怀这段特殊的时光，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父辈，传承西移文化，这是大学移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3年11月浙江大学西迁后裔搜寻小组
（图片来自此次访问的相关报道）
走出文庙，看到旁边的湄潭中学。随口一问，才知道这所学校始建于1933年，当时名为湄潭县立初级中学。1940年与西迁的浙江大学实验中学合并，改名为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朱校长担任校长，以“求是”为校训。一所中学“嫁给”浙江大学也是一种契机。湄潭中学刚刚举行了90周年校庆。随行的当地领导说，这所学校因与浙江大学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正享受着来自浙江大学的越来越多回馈。其实，很多西迁的大学回归后，都在当地中小学留下或多或少的“种子”，比如东北大学与三台中学、厦门大学与长汀中学、集美大学与大田实验小学等等。
2.茶海里的浙江大学：
一所大学和龙井茶
我们走出承载着浙江大学西迁历史的文庙，前往永兴古镇。侯校长再三建议我们去参观湄潭万亩茶园，我们只好遵从主人的意愿。靠近茶园，远远就能看到一个标志性建筑——茶壶，??据说这是我国最大的茶壶雕塑，获得了上海世界基尼斯纪录。车子驶进茶园，穿过起伏连绵的茶海，仿佛走进了人间仙境，青山绿海尽收眼底。置身于这片碧绿的茶海之中，我有些心醉神迷，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如此纯净的风景了。站在茶园里的观海楼上，向远方望去，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了东北黑土地上的大片玉米地，看到了内蒙古、甘南的草原。 漫山遍野的茶田、花园与远处的蓝天、山峦、房屋融为一体，群山连着蓝天，蓝天连着“绿海”，“长茶道”穿插在“绿海”之中，自然而又美好。走在这种自然生态的茶园中，呼吸着带着泥土和茶香的空气，让人瞬间神清气爽，忘却工作上的一切烦恼。想来上午还在办公室里透过窗户望着大海和白城沙滩，下午就已经在湄潭看茶海了。这种“人文”与“自然”的奇妙切换，让人不禁有些心动。
湄潭万亩茶海
（观海楼拍摄）
湄潭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茶区，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没想到从2020年开始，湄潭已连续三年荣膺中国百大茶县之首，甚至超过了福建安溪。原来，1939年，国民政府为了发展战时经济，需要在西南建立农业基地，农业部便在湄潭选址成立“中央实验茶场”。1940年2月，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县永兴镇挂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机构。 据朱校长日记记载，1940年5月7日，他与胡刚辅、蔡邦华等十余人参观茶叶公司和农业改良所，结识了刘干之（中央实验茶场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了解了茶叶的堆叶、揉叶、发酵、火烤、筛选等制茶工艺。目前，茶叶公司可产茶2300公斤，主要产品有红茶、龙井、梅珍等。1941年，中央实验茶厂与浙江大学合作，以浙江西湖龙井的加工工艺炒制“湄潭苔茶”原料，共同研制出新产品“湄潭龙井”，1943年正式面世。改革开放后，“湄江茶”改名为“湄江翠片”，后改为今天的“湄潭翠芽”。 浙江大学与永兴的茶叶缘就这样开始了。这段历史把浙江大学和湄潭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如今，永兴出产的茶叶很多都被浙江收购，贴上杭州龙井的商标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可谓一举两得，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归”。
陪同的老师说，湄潭茶叶巩固了地方经济，也让这里的农民富裕起来。基本上每户都有几亩茶园，一亩茶园一年的纯收入就有一万多元。从茶海周边的贵北民居就能看得出茶农的富裕。如今的茶业全程机械化，茶业和旅游融为一体，县政府正在着力打造湄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这种把茶区变成景区的发展模式，正让湄潭因茶而变、因茶而美、因茶而富。
3.古镇浙江大学：
一所大学与几栋老房子的关系
如果说从湄潭文庙到万亩茶园的旅程是从历史人文走进自然界，那么来到永兴古镇则是陷入民俗生活。永兴是湄潭县辖下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充满了贵州人的生活气息。1940年，浙江大学刚刚落户遵义，朱校长要去重庆“研修”两个月。临行前，他把校务托付给张绍忠教授，任命他为代理校长。张绍忠是早期公费留美学生，1927年回国，先是受胡刚复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受蔡元培邀请到浙江大学建立物理系。 由于遵义无法容纳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张绍忠以“代理校长”的身份，带着理学院院长胡刚富、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从遵义到湄潭寻找分校址。在去永兴的路上，张校长冒雨走过一座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好在湍急的水中抓住了一块石头才得以逃脱。永兴分校就这样被“找到”。1940年，浙江大学将一年级学生和预科班学生从贵阳郊区的青岩古镇迁到永兴。至此，始于1937年的浙江大学西迁工作全面完成。
夕阳西下，整个古镇笼罩在一片宁静祥和的氛围中。老街老巷、老房子映照着往昔岁月，数不尽的关于浙江大学的故事。接待我们的是曾在永兴文化站工作的站长张献忠，他是地地道道的浙江人，简直就是永兴的“活地图”。古镇内保留下来的与浙江大学有关的建筑，主要有教授楼、李家宅（学生住所）、欧阳述宅（文化艺术活动场所）、陈家大院里的千周寨等。除千周寨外，其余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古镇昔日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已被拆除，只能看到墙上的一块展板照片。据《湄潭县志》记载，万寿宫是居住在永兴的江西人所建，是古镇三宫四庙之首。 浙江大学在永兴时，这里曾作为办公室、师生宿舍、教室、食堂，相当于湄潭文庙。建筑为四合院式，三进，后门为一块平地。浙江大学把后门改成正门，挂上“国立浙江大学”三个匾额。图中阁楼叫九皇阁，是浙江大学永兴分校的图书馆。
昔日地标建筑万寿宫墙面展示板照片
（永兴古镇拍摄）
参观的第一站是浙江大学教授楼。这是一栋仿古的两层木结构联排别墅，颇具江南风格。教授楼早已荒废，但保存完好。时任代理校长的张绍忠来永兴落实新生宿舍和教室，恰巧看到张家在整修这栋房子，便与张家商量能否让浙江大学使用。从一楼推门进去，有点暗。扶着楼梯上到二楼，顿时亮了起来。可以看到对面楼前有一座小小的茅草亭，亭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朱校长留给新生的留言：“你们在浙江大学做什么？毕业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栋木结构建筑最初是由永兴商人张云福、王正熙等人建造的，后来捐献给浙江大学，成为教授们学习、生活的场所。解放后，这里成了张氏后人的居所。 参观完教授楼，我突然想起今年年初参观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旧址时，发现三台东北大学的校舍已基本拆除，教授楼旧址租给了一家餐馆。张站长说，2007年，一位原浙江大学教授的儿子来这里参观，说这里是他童年的家，他甚至能说出当时住在教授楼里的每一位教授的名字。
浙江大学永兴分校教授楼
第二站是李家大宅，当时居住着浙江大学的学生。这是一栋古老的两层四合院，院内空间比较宽敞，门窗、梁柱的雕刻也十分精美，是一户富裕人家。此宅是湄潭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四合院建筑之一，也是明清时期贵州山区富绅住宅的经典。
张站长给我们讲了浙江大学学生席鹤如和李家小女儿李庆荣的爱情故事。大一的席鹤如在李家租房，李家小女儿在浙江大学读夜校，两个年轻人经常见面、相见，暗暗相恋。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李的父亲反对两个年轻人继续交往，甚至扣留了席鹤如写给女儿的所有信件，导致两人一度失去联系。但年轻人的爱情是外力无法分开的。故事的结局是：李的女儿找到了机会，独自离家出走，去追求心爱的人。最后和席鹤如在福建定居，相守一生。陪同我们的一位老师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 他提到了自己见过的一个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并为我们播放了一首著名的情歌《如果爱情有缘》。这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相爱的人会永远在一起。当我们相信爱得很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听不到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们忘不了那短暂的相遇。即使用尽一生，我们也学不会忘记。
第三个站点是旧房子的主要功能，是Zhe??jiang 的资产储藏室，并且在许多年前，Zhang的宿舍。负责储藏室的人是Zhu的儿子，名为Zhu 。 2017年11月，米塔（）宗教大学向西移民历史和文化研究协会发起了“遇到第二代西方移民的主题活动，寻找在研讨会上寻求真相的足迹”。 Zhu总统在西部搬家时，他在中负责的行政事务。
朱江先生的来信
（由Zhang 提供，网站管理员）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的，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风景如画的阁楼，一半的诗意和一半的命名。因为他们是乡村人和校友，他们有一天在这座住宅中租了一个房间，郑江突然有必要在这里生活，这是三个人的姓氏的姓氏告诉我们，在二楼的走廊尽头，有一首由郑大学的学生写的爱情诗。 当房子被修复时，这是偶然的，然后又修复了，在墙上发现了《爱情》诗的草稿是基于Cui 在“西部商会”中向Zhang Sheng撰写的一首诗：
墙上的诗
（这张照片是在2002年拍摄的，是由Zhang （）提供的原始笔迹。）
那天晚上，我们在的街道上访问了的旧城区的旧景点。米塔（）党委员会和县党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从米塔（）县（ ）娱乐了我们。
首先，大学的到来改变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 根据 Town的习俗学校给县政府写了一封信，称游泳池是公共用途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游泳，但是那些去河流的人必须迅速批准县政府。 Xing地区办公室和原始照片如下：
1943年6月8日，在夏季，该镇附近的桥上的游泳区寄给了地区办公室：如果当地人有兴趣，则在夏季，在夏季，学生可以在本地人班上使用，因为他们可以公开地参加这部分支机构。允许所有游泳者都遵守这个最低限度的规定，发现一些人在这个分支机构的游泳区中裸露。
After the , the sent a to the with the plan, and on the next day (June 9), two with the seal of the of the and the of Chief Chen : The local pool was by the for to use . If local are in , they can also . , they must the of the : all those who enter the pool must wear and must not be naked, in order to . , there are who not only the when they go to the place to swim, but also naked on the shore. They are very tough and to be , which is very to . 除了指示该办公室的警察局随时调查和打击外，还宣布，如果有人违反法规并进入将来造成麻烦的地方，无论是军事还是平民，他们将立即被带到办公室进行法律起诉。
1943年6月8日，国立宗教大学分支机构致隆克斯区办公室的信
1943年6月9日，扬兴地区办事处发布了宣布相关纠正计划的通知。
（上述官方信件照片由张江（张江），网站管理员提供）
其次，智格大学的到来促进了当地人在用餐期间学习普通话。 ES，因此当地居民开始学习普通话。
第三，千江大学的到来带来了校园租赁的繁荣时期，尽管当地居民，尤其是和的当地居民为 的学生提供了最大的租金，从1941年开始，该大学的学生将为 提供最大的限制。一些人甚至在李家人的房子里找到了当地的爱，例如，李·金龙（Li ）是李家族的最小女儿，在中华民国时期，在5月四月份的运动中，大学生很普遍租用房屋。
最后，杨告诉我们，梅坦县和扬恩镇正在建造“西方迁移镇”，这确实是创造性的，并且根据这一逻辑，所有的旧地点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立在福吉安的fuli tone tone tone town to town，联合国可以在的“天津大学向西移民城”中建立，可以内置在“阳光西南迁移小镇”中，达利的可以建成“中国中国正常迁移小镇” ...因为旧的旧遗址仍然存在，因为历史仍然存在，并在那里，这一历史仍然存在，并在那里出现了第二代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值得记住的历史。 由于当地政府有这样的智慧，这些迁移是否愿意合作？古老的城镇为了保护古城镇，意味着保护智格大学的历史，保护中国大学的移民历史，并保存文化和文明。
在期间，我们不得不陪同我们参加 和历史和文化研究协会的秘书长的Zhang 在当时访问了大学的目击者，证人和后裔，研究了大学的西方移民，他恢复了最大程度的 的真正历史。手，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和有趣的故事是从他的个人访问和研究中获得的。 回忆起我访问了那些世纪历史的学校的学校历史博物馆，我的问题经常被我的问题脸红，但Zhang始终会流利地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将一对一地验证了我的 ，我会听到一项。研讨会”于12月8日在大学举行。我希望Zhang 可以进行旅行，他肯定能够在那时“挤出”更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近年来，我在全国范围内访问了数十所大学。部门是中学老师，或者是企业家。 例如，杨木口（Zhang ）是扬兴（）小镇的站长，祖凯（Zou kaiqi）先生在桑塔（）见面，他在东北大学的西方移民范·利扬（Fan ）先生，他在扬扬（）见面时在扬扬（）见面，他在吉米（Jimei）大学的西方移民和他在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 “为了我们对中国大学迁移的研究。看到他们的毅力，看着周围的博士生和老师每天都在他们的论文和项目上努力工作，我觉得这些民间研究人员是无价的宝贵的。每次我能够更轻松地审查他们的机会，如果我能够更轻松地进行研究，如果我能够进行此类研究，我将在未来的范围内进行友好的审查。快乐！
结论
半天的旅行有点匆忙，但我走了，聆听并思考了很多。在茶水中的生态，并触摸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故事。
在结尾处，尽管眼睛无法及格，但无法安装头部，但他仍然感到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