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王庆英、周祥吉）如果我们能浓缩时空俯瞰人类的行踪，会看到一条又一条迁徙路线通向大山深处。千百年来，无数人为逃避战乱或饥荒，逃往深山。

如今，又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正在上演——为了摆脱贫困，人们或激动、或犹豫地走出大山。

根据“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告别世世代代生活的荒山，摆脱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场将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此次搬迁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7.75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搬迁用了近17年时间，而这次，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需要5年。仅贵州省就有7600多个50户以下的极度贫困村将从地图上“消失”。

近日，新华社记者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秦巴山区、大凉山州、乌蒙山区等地，深入贫困人口迁移安置区，见证和记录了这场古今罕见的史诗级变化。

一个地方很难养活它的人民

玉米是梁水宁记忆最深刻的食物。

他的家乡在贵州省惠水县王友镇东上村麦前村，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由于土地匮乏，玉米只能“种”在岩石缝里。

“大家的口粮都很少，挨饿是常有的事。”村民梁旺迪清楚地记得，前几年，每到6月份，家里的口粮就会耗尽，只好到处借粮。

在这里，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似乎没有那么强烈。当记者问到“如果搬到山下，不能再种地了，会舍不得走吗？”时，几乎所有人都摇头说“不会”。31岁的村民梁华说：“山下的生活再难，也不会像我们村里那么难。”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中国西部的大山里艰难求生。

王太志家住苍茫的秦巴山区，父母上个世纪中叶从四川蓬溪县迁到旺苍县三江镇的深山里。当时闹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上山开荒能救人一命。但山顶的耕地只能种玉米、小麦，遇旱常常无收成。

因为家里太穷，王太志在新婚当天，差点被岳父误认为是“人贩子”。即将倒塌的泥巴房、薄薄的土地，种不出任何庄稼……婚礼当天，远在安徽的岳父赶来参加婚礼，看到如此凄惨的家庭状况，他十分震惊，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是半夜执意要把女儿带回老家的“人贩子”。

过去是令人悲伤的。

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们，都有祖先迁徙的历史，他们或为逃避战乱，或为躲避饥荒，一头扎进深山形成的天然屏障，起初还可以“靠山吃饭”，后来土地日渐贫瘠，生态恶化，他们便渐渐“蚕食大山”，大山就像枷锁一样，将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平崖乡冲山子村藏在一座高山之巅，村子周围所谓的耕地只有四五步宽，像挂在墙上的地毯。由于缺水，这里十年九旱。76岁的村支书杨胜林说，为了生计，大家都成了“砍柴工”。

山脚下的凉水镇平均每三天就会开一次集市，冲山子的村民们一天上山砍柴，另一天赶着骡子驮着柴下山卖掉，换取一些大米再上山，这就叫“柴克子”。

每年砍柴的时候，杨胜林总会折断一把斧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树木越来越少，山体越来越光秃，洪水也越来越频繁，有时洪水直接冲进村庄，卷走细小的田地。

缺地少苗、缺水少雨是这些贫困地区的普遍问题，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何与扶贫挂钩的种植业都无从谈起，仅能维持生计的村民们世世代代都在与命运抗争。

交通不便，生活困难，山岩险峻，人迹罕至。

平崖，当地方言的意思是“舌尖那么大的一块平地”，是全乡最难走的地方。

从乡镇到冲山子村，要开车经过一条从悬崖上炸开的盘山公路。碎石铺成的路很窄，路边下面是千尺山涧，有时只剩下半个外轮就滚在悬崖边上，让人两腿无力。还有一条50多公里的小路只能步行，村民们要走上一天。

杨胜林记得，有一次，一个村民砍柴时摔倒受伤，十多个小伙子轮流抬着他下山去救治。“我们真是又跌又爬，生怕他死了，走了半天才到镇上。一个小伙子跑得太快，肚子疼，也住进了医院。”

甘肃省文县尚德镇凤源山村四周高山环绕，犹如一座火山口。

村民张代全原本是个木匠，一次意外受伤后，因路途艰难而延误治疗，瘫痪在床。一家人只能靠妻子董宝秀到深山里挖药材卖钱，她每次只能用筐子挑十几斤药材到镇上卖，如果遇到下雨下雪，她连背都扛不出来。

有一次，董宝秀上山挖药，不小心踩到一块石头，砸中了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围着我，蜇了我。我赶紧用双手捂住头，滚下山坡。回到家，我的头肿得跟牛头一样大。我坐在地上哭：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

哪里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家？

在西部山区，很多人倾尽一生建造的房屋往往仍然无法遮风避雨。

在平崖乡五、六村，记者发现，这里的土壤都是在片状岩石上“生长”的。每当雨水长到一定程度，水就会从土壤中渗入到岩石层，岩石就如同涂了油一样，大堆的土开始滑落，建在上面的房屋也开始开裂。由于地质灾害频发，当地村民戏称，这里的山“时不时就会翻个身”。

五个村的村民说，大多数家庭每十年换一次房，他们不把打工挣来的钱存入银行，而是把钱存起来，买砖头、钢筋等建筑材料盖房。

三十年来，55岁的曲慈洲三次装修房屋、三次搬家。他说，村里人都很会盖房子，每年都会有人盖一栋房子，全村人都来帮忙。

场面十分惨烈——当天色暗下来，月亮从山那边升起来，整个山村陷入寂静时，正在盖房子的人们跑到高处大喊：“我家明天要盖房子，快来帮忙！”第二天，全村的人都拿着工具聚集在一起。

六村的情况更糟，平地更少，只够盖房子，不够修路。村里很多路都是用木架搭的“栈道”，上面铺着木板和泥土。木料经常腐烂，每隔三五年就需要整修一次。

下雨的时候，六个村子的人们不是回家躲雨，而是跑出家门，到树林里避雨。

他们说，下雨天不敢睡觉，盯着自家的墙壁看有没有裂缝，檩条和柱子之间的铆钉有没有松动，竖起耳朵听各种异响，拿着铁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雨水会不会把铁锹冲走。

杨正家的房子倒塌过一次。2013年5月的一个雨天，他家南墙出现裂缝，檩条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当晚，他和楼下的几户人家不敢在家，都到别人家借宿。凌晨4点，他家的房子轰然倒塌，楼下的几户人家也受损严重。

“我本想为孙子的教育攒钱，但攒了好久，最后却用这些钱盖房子。”杨政说，自己小学毕业，儿子初中辍学，他希望孙子能读书，离开这里。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贾川镇乌洪村村民也因地质灾害而过上了“躲猫猫”的生活。

一个暑假，年逾花甲的李百芳正在院子里喂鸡，突然听到孙子喊：“奶奶，快跑！地动山摇。”她回头一看，房子正在下沉，马上就要倒塌。她赶紧跑进屋里抱出孙子。一瞬间，房子已经歪成了两半。

每次看到热爱绘画的孙子画房子，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这是贫困山区人民内心深处无法阻挡的呐喊。

多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修建了道路，一些人搬迁了。

梁水宁居住的东上村麦前村的道路，四年前由19名村民共同开挖，使用自制炸药时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采访中，记者看到65岁的梁拉丁的脸和变形的手指，被炸得面目全非。

“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早在2006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店马地村党支部书记付安尔就发动村民下山，他说，要么搬到坝上去，要么坝上没地方住，就去新疆。

但村民们听到“西迁”的消息后，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担心不适应新疆的大风，害怕飞沙走石；有的担心住在戈壁滩上会不舒服。县政府官员也提醒，如果要搬，一定要考虑清楚，因为搬走后，如果群众不能适应，就会“惹上麻烦”。

傅安儿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外出工作的人也很多，但更多的人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学习上。

贵州省毕节市迁西县芦花乡12岁女孩李淑音和17岁的姐姐李淑芬分别在该乡小学和中学读书。为了让姐妹俩读书涨知识，远在浙江打工的父亲沙泽忠每年以800元的房租在乡镇租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奶奶陪她们读书。

记者采访时，姐妹俩正在学校留守儿童“阳光之家”和父亲视频通话，当看到屏幕上出现父亲的脸时，姐妹俩“哇”了一声，电话那头的父亲却沉默了。

绿化小学就有120多名这样的留守儿童。

一些贫困家长想尽各种办法让孩子“考上”；一些出国的年轻人则想尽各种办法把父母接出来。

付军是点马地村唯一的大学生，2014年毕业后，在武都区阳明中学当美术老师。他的父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语文、数学都是满分。无论多穷，他都坚持供儿子读书，哪怕是借钱、贷款。

毕业后，付俊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教书。他想盖一栋好房子，把父母从寒冷和艰苦的土地上接出来。虽然刚参加工作，收入不多，但他还是咬紧牙关，贷款集资在镇上买了一块地，希望把曾经在纸上画的房子变成现实。

我渴望离开，心里却满是忧虑。

得知中央出台新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很多山区贫困户心情很复杂。

“搬迁我们很高兴，但搬迁之后就没有生计了，连猪都没有养，怎么办？”

迁西县芦花乡万井村大青寨贫困户赵世忠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没有学历，只靠蛮力能找到工作吗？”

“城市成本这么高，你怎么找钱呢？”

“我们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办？”

移民迁入地的一些民众也有不同看法。

根据当时的移民政策，几年前，武都区决定将平崖乡崇山子村搬迁至凉水镇黄鲁坝。黄鲁坝群众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反对将“打柴工”搬迁下山，因为整个陇南这样的平地太少了，“??黄鲁坝人的河坝地比金子还值钱”。而且，黄鲁坝人还在地里种植辣椒，一亩辣椒收入过万。他们坚决不同意区里的决定，搬迁工作一度搁浅。

一旦涉及到钱，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旺苍县枣林乡乡长张兴华说，以前搬迁补助太少，比如2010年每人补助5000元，后来提高到每人6000元，但这个数额根本不够建房，如果要建房，贫困户还要借更多的钱，所以前几年出现了“迁富不迁贫”的现象。

“搬迁后如何发展后续产业，也成为贫困户‘搬下去、落户’的一大难题。”他说。

新一轮扶贫搬迁能否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记者：谭飞、王莉、张勤、杨洪涛、李萍、吴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