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傅先生接受了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黄婷婷的专访，全文如下：

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事物。

问：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很多家长开始注重对子女的国学知识培养，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哲学，推动了许多国学普及教材的推出，国学普及教育也随之兴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您认为“国学热”推动的国学普及有哪些利与弊？

国学热基本上是好事，因为人类社会总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热”，这种热到了国学上，就意味着要“返本归源”，才能“另辟蹊径”，即“推陈出新”。

回归自己的??传统，既正当又合理。但今天要落实国学，不能只注重物和制度。很多人让孩子学国学，先让他们穿上古装，行跪师礼，这些都与现代生活脱节了。这些外在的服饰和具体的礼仪，真正的核心是内心的“诚”。如果缺乏内心的诚，外在的一切都是装的，不能生根发芽，不能入心。孩子长大后，也不能在生活中践行。

所以，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要记住，不但要下功夫在事物和制度上，也要理解概念，哪怕只有一句话，就像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这么说，又该如何去实践呢？只有理解透彻，才能知行合一，才能改善人生。否则，不能怪孩子只知其然，不言其所以然，就算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也是白费力气，因为不懂其中的意思，有什么意义呢？

普及国学的好处是跟我们自己的传统对接，肯定是一条经久不衰、长盛不衰的路子。坏处是太急功近利，急于用，忽略了“术”之上的根本的“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理念，也是国学的理念。它讲的是人性是什么？人活在世上应该怎样才有意义？人应该怎样追求这一生的最高目的？这些都是理念层面的问题。

人生要努力向前

问：您认为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圣贤的思想，有哪些相似之处？

孔孟老庄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圣贤的思想，基本有两点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认为人生就是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人不应该白白地活着，只是被外力推着，浑浑噩噩地活着，没有思考，没有思想。人生就是价值的实现，这一点中国西方都一样。

第二，人生不只是价值的实现，更是一种修身养性、自我完善。这个“完善”是孔子、孟子希望你成为“圣人”，老子、庄子希望你成为“真人”。柏拉图明确地说：“你要像神一样。”亚里士多德说：你要进行一种非常超越的“观”，也就是冥想，达到与万物的和谐。这些都是可以相通的事物。

如何打造这张国际名片

问：您在新书的第一讲中提到了“四大圣人”：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希腊的苏格拉底、犹太教的耶稣。孔子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何通过打造这张国际名片来树立文化自信？

当我们讲“国际名片”，让世界人民了解孔子的思想时，必须有理性的思考和呈现，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任何理念都必须建立在客观经验的基础上。古代的经验可能和现代的经验不同，但从根本上讲，它们都面临着复杂的处境，包括痛苦、罪孽、死亡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基于这些经验，儒家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提出了什么理论？运用了什么观点？

第二，在根据经验进行推论时，要搞清楚这种推论是否合乎逻辑。现在很多人还在讲儒家，孔孟对人性的看法就是朱熹所解释的“性善”。你把“性善”这个词介绍给世人，谁会知道你在说什么？当然，你可以像朱熹那样把人性分成两半，然后说：唯有天理，才是人性。但是，这种说法是他的特殊用法，和普通人观察到的人性状态完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人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会带来很多困难，因为人性很脆弱，经不起考验，所以需要不断修炼。孔孟处处说：人要好好修炼自己。他们怎么会有大多数人想象的“性善”这个观念呢？这完全不合逻辑。

第三，儒家思想要想成为一张国际名片，不仅要有经验、有逻辑，还要提出可以付诸实践的理想，从而改善生活。比如，把孔子的“安老、信友、爱幼”的志向翻译成外文，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听到这十二个志向的人，无不钦佩。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关怀，不只是自己的家人和鲁国人民，而是所有人。他对老人、儿童，对社会上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关怀，正体现了一句话：“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它对待弱势群体的程度成正比。”一个社会越文明，就越关心弱势群体。相反，一个社会越野蛮，就越欺负这些老人和儿童。

所以儒家的观点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社会经验，知道人生有各种考验，人性不是完美的，所以要不断修身，最终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平等相待，互相关爱，甚至自己站稳之后，还要帮助别人站稳。

今天我们要讲文化自信，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尤其是孔子的“善”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才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就是把“善”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恰当关系的实现，比如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然后再不断推进。

另一方面，如何判断一段关系是否“合适”？行善时，孔孟思想强调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要传达对方的期待；第三，要遵守社会规范。把这三点放在一起考虑，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三点之间有冲突，第一点“诚”一定是主要的。所以我讲儒家，一定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诚”。儒家讲的是诚。

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孔子、孟子到王阳明的“至心至性”，都要求人要诚。只有讲清楚了这一点，才能凸显人从生到死的特点，才能说明中国人人格的独立性是发自内心的，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样一来，儒家思想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以宗教为主的国家，就有它的优势和特点。

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依赖西方

问：据您所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在国外有多受欢迎？国外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他们的研究方向或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您认为海外儒学研究对当代儒学研究的贡献是什么？

简单来说，儒家思想在国外有多受欢迎？大多数人都知道儒家思想，就像我们社会里，你问有多少人知道苏格拉底等西方重要学者，情况也一样。知道的人，也只知道几句重要的格言。西方人只知道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是讲究道德，鼓励人善良有礼，能使人成为君子的学说。其他的就不提了。

国外学者对两方面的研究感兴趣：一是深入研究儒家的历史背景，因为他们在史料研究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基础。二是文献研究，考察孔孟文献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很多西方学者在谈《论语》时，会说它分为前十篇和后十篇两个部分。他们说后十篇可能不是儒家的原著内容，因为后十篇不像前十篇那样出现“子说、子说”，而是“孔子说”。这种研究忽视了思想的连贯性和个性的统一性，让人觉得太过细致，缺乏参考价值，但西方学者很在乎这些东西。

第二，西方学者研究儒学，主要集中在东亚学或汉学方面。欧洲学者主要集中在亚非学院。我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学。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学科，把亚洲和非洲放在一起，不把儒学放在重要位置，这可以理解。我们不能要求西方学者一定要研究儒学，他们对史料和文献的研究也许有一定价值，但他们对儒家概念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的景观

海外儒学对当代儒学有什么贡献？非常有限。比如研究儒学与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很多问题，女权、堕胎、同性恋、死刑、人口贩卖等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儒学怎么能给你什么建议？儒学只能在概念上告诉你“性善”。“善”是我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如何找到“适当”这个词的意义？那就得以“诚”作为一切的出发点。这些大原则确立之后，才能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去理解、分析上述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你怎么能指望一个2500多年前的思想对这些现代问题有太多清晰的看法？海外儒学是用外语讲授和撰写的，很多地方都含糊其辞。 光是孔孟的“仁”就无法翻译。翻译的方法太多了，有的译成：慈爱、善良、人性。最后只能译成汉语拼音ren，然后加上一大堆解释，无论怎么解释，人们还是无法理解。

把中国学介绍到西方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有很多局限性，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限的。

中国文化研究应回归先秦本源

问：近年来，一些儒学论坛甚至提出“儒学与全球化”、“儒学与现代化”、“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责任”等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议题？

有些儒学论坛提出“儒学与全球化”、“儒学与现代化”、“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责任”等议题。对此，我有一个简单的看法，认为这些问题是在学术界提出来，以扩大话题。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分清儒学的本义。为什么呢？长期以来，讨论儒学，有两个关键点需要考虑：

第一，我们习惯把宋明学者的解释当作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宋明学者的研究经验，并不等于先秦儒家的孔孟思想。

第二，长期以来，很多人在讨论这类问题时，都是“断章取义”。比如，我在研究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时，就试图从《论语》、《孟子》中找出一些对现代人仍有启发意义的话题，放在“制度”和“对象”的层面去理解。在对象方面，儒家强调“节俭”，在制度方面，儒家的贡献更大，因为儒家重视“礼、礼、礼”，即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但讨论儒家思想，只关注对象和制度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探讨“观念”的层面。儒家思想之所以值得传播，主要是因为它的观念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