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元稹在其《乐府古铭序》中对乐府有精辟的论述：

在声音方面，以声音来衡量词语，以节奏来判断演唱。 短句和长句的多少，音韵的不同，都是由于准确和区分……后来评判乐曲的人，常常用词来衡量。 对于一首歌来说，歌词是选择来伴随音乐的，而不是歌词是由音乐决定的。

元稹画

元稹对诗体的划分和追踪是精确而简洁的。 尤其是元稹提出的“乐定词”和“词乐选词”两种理论，区分了歌与诗的传统，并说明了乐与词相互形成的原因。 。

什么是“快乐的定义词”

元稹所说的“以乐定词”，就是音乐与歌词的生成关系。 也就是说，音乐家创作音乐，然后作词家根据音乐的基调添加相应的歌词。 换句话说，一首配乐演唱的歌曲首先有音乐，然后才是歌词。 古时称此为“一格”。

《汉书·张士传》中有记载，说汉文帝以乐作词。 原文写道：“请沉夫人弹琴，他倚琴而歌。”

唐初著名训诂专家、史学家颜师古曾这样评价这句话。 他认为“一色”是现代的歌与乐相结合的方式。”严师谷的“乐与歌相结合”的想法正是基于此。将音乐的音调与相应的歌词进行配对，然后将歌曲唐宋时期，人们把这种根据音乐作词的方法称为“艺声”。

汉文帝画像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有《竹枝词》。 《竹枝词》是一首古代川东民歌。 人们在鼓和短笛的伴奏下载歌载舞。 歌曲比赛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刘禹锡长庆二年（822年）正月至长庆四年（824年）夏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当地百姓所唱的山歌。 他研究屈原《九歌》的精神，利用当地民歌的乐谱，创作了新的《竹枝词》。

刘禹锡《竹枝诗》的诗意启示

刘禹锡的《竹枝词》描写了当地的山水风情和男女爱情，充满了生活风情。 体裁与七言绝句相同。 但在写作中，多用白描，少用典故。 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风味浓郁。 《唐书·刘禹锡传》记载：

玉熙说，屈原住在沅、湘，作了九首歌曲，为楚国人民迎送神明。 他凭声作竹诗十首，武陵百姓学唱。

事实上，宋代人们也把这种方法称为“填乐”。 例如，宋代著名文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唐代人作歌时，常吟诵其歌名，故悲乐与声声犹和。 ”

沈括《梦溪笔谈》·书影

宋元以来，这种方法在文人笔记或诗词诗词中俗称“填词”。 这个词出现也很早。 南宋魏庆之写过一本叫《诗人玉片》的书，主要记载了宋代著名作家的诗词。 柳永有一张唱片，其中出现了“填词”一词。

刘三变，字景庄，名勇，字启庆。 喜作小诗，但行为较差。 当时，有人推荐他的才华。 宋仁宗说：“难道不用为刘三变作词吗？” 说：是的。 他说：我们去写歌吧！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早在北宋中期，“填词”一词就已存在。

什么是“选词配乐”

所谓“选词定曲”，与“选词定词乐”的方法恰恰相反，即根据已经写好的歌词为歌词作曲。 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音以永恒，法与音和”。

春秋时期，配乐的歌词称为“吟诗”。 《周礼》记载大司岳以乐言教其子，第三项为“诵”。 汉代著名学者郑玄的注解是“以声节诵之”。

《汉书·礼月志》又写道：“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这句话的意思是，专门收集民歌的官方音乐机构人员，他们白天的工作就是收集各地的民歌，晚上则将这些民歌重新创作。

长期以来，郑玄的注解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诵诗”中“禅”字的关注。 就连颜师古也认为是“唱诵”的意思。 汉代称“子都曲”。 在《汉书·元帝纪》中，对汉元帝有如此高的评价：

元帝多才多艺，善于写史。 击鼓箜篌，吹笛自思，随乐而唱，分节，极小。

这说明汉元帝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自作曲”是指他能作词作曲。

到了宋代，人们把作词（即作曲）称为“填调”。 《夫斋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政和年间，一位中原贵族回到岳州，在一座古碑影下发现了这首诗。 它没有名字，也没有家谱，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录完后，他进入朝廷，命大圣府填补空洞。 由于这首诗是中文的，所以他被称为“鱼游泉水”。

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 由此可见，北宋末年，诗人作词作曲，谓之“填调”。

宋徽宗《吉祥鹤图》

“填词”与“填空”的区别

自从音乐进入人们的生活以来，所有的音乐和歌曲最初都是为了表达暂时的思想和情感而随意演唱的，没有固定的基调。 后来曲子熟悉了，成为统一的节奏，曲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后来有人根据曲调作词，所以一曲可以包含很多词。 “填词”与“填空”是相互生成、相互作用的。

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到宋代的歌词，文学形式的变迁表明，诗歌始终受到音乐的影响。 唐代诗与乐的关系不能说是先诗后曲； 宋代诗与乐的关系是先曲后词。 但宋代精通音乐的词人并不多，所以大多只能作词而不能作曲。

如果你不懂节奏，你当然无法填曲、作曲；如果你不懂节奏，你当然无法填曲、作曲； 但宋代诗人所说的“填词”，还是需要你懂一点节奏常识的。 到了宋代，文人墨客已经熟悉了歌楼宴席上所唱的歌词和曲调，于是一边听歌手唱歌，一边提炼词句，谱写成一首完美的曲子。

如南宋著名诗人、诗论家刘辰翁的《江月》诗。 诗序曰：“同院延平林甫教制新词祝我初恋，随声韵，祝我万事如意。” 。 刘辰翁的《江月》原话是这样的：

西风处女，例如，一组月亮，咸平印。 这句诗词千古流传，但最终还是枯竭了。 雪归香魂，霜吹散怨，愿受东君聘。 罗浮梦，兔环知谁怀。

不是说江南烟雨，青子需要调剂。 我很伤心，在西山明媚的地方，鹤还在南飞。 我是白俊元，我和俊慈很和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长久的庆典。 后来桃李远了，却花信了。

俗话说“随声作词，曲终词就完成”。 也就是说，你可以先随意写一段或长或短的歌词，往往可以用来搭配现成的歌曲。 因为听得太多了，虽然是胡乱作词，但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曲子。

例如，诗人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序中云：“由长短句组成，为江城子所唱”。 他还在《阳关歌·中秋月》序中写道：“中秋是原名，小秦王是阳关戏的宗师。”

从这两段的语序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刻意为之。 为什么这么说？ 试想一下，如果苏轼在选词选句时没有想到江成子或小秦王的曲调，他随意写的歌词怎么可能被收录在《江成子》或《小秦王》中呢？

又或许苏轼知道孝秦王可以传入阳关歌，所以就假装给孝秦王作词，让乐师们唱得太过，所以才写了这首阳关歌。 由此可见，苏轼在作词时对音乐有相当的了解，他的作词是以音乐为依据的。

又如宋徽宗时期掌管大圣府的词人周邦彦和南宋著名诗人姜夔。 他们都是宋代著名的音乐家。 他们精通音乐，不仅能作词，还能作曲。

然而，到了南宋末年，大多数诗人已经不再懂得音乐了，比如编着《乐府之迷》的著名诗人沉逸夫。 他在教学生写歌词时，只强调坚持去声字的规则，平声可以用上声代替，上声绝对不能用去声代替等等。依据前人著名歌词的四声句。 彩绘葫芦样本。

南宋末年著名的“西湖印社”社长杨瓒称这种填字法为“依句填字”。 他还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方法：

总结

据杨瓒强调，“自古以来，能随句作词的很少，能随乐用词的也只有一两个”。 可见，宋词虽然一时很流行，但能根据歌曲写词、能跟句的作词人并不多。 歌词已经很不错了。

因此，元明以来，词就成了一种只存在于纸上的文学形式，失去了作为乐府唱法的功能。

由此我们还可以知道，宋代文人的“词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类是“根据乐谱写歌词”。 这些作家精通音乐，可以根据乐谱写歌词。 他们还可以“填声”，即创作音乐，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曲。 第二种是“依笛作词”。 这些作家不会唱歌和作曲，但他们可以认识音乐和音乐。 他们懂得内心的感受，可以根据笛声写出契合音乐的歌词，但却无法“填调”。 第三种是“根据句子填词”。 这些作家不懂音乐。 对他们来说，文字只是纸上的文学形式。 他们依靠前人的作品，逐字填写，完全失去了“靠声音”的效果。

明代人们开始用“Ci Ci”作为名词，称“Ci”为“Ci Ci”。 例如，李秋在《花草翠编》序中说：“盖子诗改诗语，亦称雅调，亦称歌词，改为金元北宋。” 清代词人也追随他的错误。 在谈论单词时，他们常常将其称为“填词”，但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填词”一词的含义。 这是对“填词”一词的误用。

清初，从浙西派诗人李凡勰，一直到葛舜卿，他们的歌词都是平淡的模仿古人的作品。 明清第二代，出现了不少小家庭诗人。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断句断韵、笨拙的发音和涩涩的文字。 《一剧》的功力连提都提不出来，所以不能算是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