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读《八月太阳》
陈武
汪曾祺有一篇“纪实性”小说《八月太阳》，原载于1986年《人民文学》第8期，后在《新华文摘》转载。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都是“纪实性的”，比如一些关于张家口、西南联大、家乡高邮的小说。当然，“纪实性”往往也包含虚构的成分。《八月的太阳》也是“纪实性的”，小说中跳湖自杀的主人公舒舍雨就是老舍。
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和刘心武有关，从他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开始。
1986年，《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是王蒙，当时他已经是文化部长。王蒙力不从心，多次找刘心武，希望刘心武离开北京文联，接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无奈，只好答应。但在1986年的杂志社里，王蒙还是名义上的总编辑，刘心武是常务副总编辑，实际行使总编辑职权。
1986年是老舍逝世20周年，20年前老舍跳太平湖自杀时，刘心武“还是一个被吓得魂飞胆丧的中学青年教师”。 刘心武刚担任“主编”时，曾说：“我算得上‘上任三把火的新官’，说得好听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得难听点是‘自不量力’。我想立刻使杂志呈现出一种崭新、开拓的面貌。我把北岛的长诗《白日梦》登在显眼的版面；把高行健的短篇小说《给爷爷买鱼竿》作为头条；请刘绍棠写一部别具风味的中篇小说《红肚兜》；竭力宣传广东青年女作家刘锡红的短篇小说《你改变不了我》（当时她还是海关官员……）我想起20年前老舍的惨死，心里激动不已。我知道请人写一篇相关的纪念文章并不难，但我特意想写一部有关老舍之死的小说。”（刘心武，《人生即戏剧：戏曲剧本《老舍之死》的诞生》）
什么人适合写一部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刘心武放眼文坛，首先想到的是汪曾祺。在《人生就是一场戏：戏曲剧本《老舍之死》的诞生》中，刘心武写道：
汪曾祺在1950年至1957年期间担任北京文联《说说常》的编辑，该书由老舍和赵树理合编，他当然熟悉老舍。1986年，人们已经忘记汪曾祺是“样板戏”《沙家浜》剧本的作者，当时他因发表《受劫》、《大闹纪事》等模仿沈从文风格的短篇小说而广受好评，他似乎被定位为小说家而非剧作家。我找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完成了京剧剧本《仇盛容》，对此他非常自豪，但剧团对此漠不关心，根本没有排演的打算。“还不如写小说，没有那么多束缚。” 我告诉他，我找他是想请他写小说，但是“有限制，是命题作文”。他一听，有些不高兴。我马上告诉他，今年是老舍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今年夏秋两季一定要纪念他。发表一些散文、诗歌不难，但我想请人写一部小说，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老舍的逝世，这样更有分量，希望他不管怎样都会支持。他听后，眼睛一亮，夸奖我说：“你这个主意很好，人民文学能出小说纪念老舍，真是了不起。你给我这个题目，我没办法，非写不可，应该写，老舍之死值得写成小说。”但他顿了顿，又说：“难，这个题目太难了。” 我说：“你别退缩，我们等着你呢！”最后他同意“试一试”，并说：“其实你可以多发几篇文章，不用叫我来写。”
很多人认为汪曾祺写《八月太阳》是为了纪念老舍，因为老舍是他的上司，也是《说唱》的主编，两人是同事关系。当然，纪念也没有错，其实是刘心武的委托。汪曾祺当然答应了刘心武，一方面是因为他尊重这位前辈作家，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原因也很重要，毕竟是上下级关系。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老舍当时并不看好汪曾祺，甚至对他不屑一顾。沈从文看得很清楚。1965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对“文史系的同事大多写不出连贯文章”现象的失望。沈从文认为“即使写得好，编辑也未必看得懂，想找出路也不容易。” 他举汪曾祺的例子说：“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干了四五年，老舍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写得比老舍好多了），幸亏他后来调到京剧团，重写了《沙家浜》，人们才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沈从文全集》第21卷）沈从文不经意间说出了实话，语气里没有对老舍的不敬，反而是在为自己的学生说话。
其实，汪曾祺对老舍是十分尊敬的。1984年，他曾写过一篇《老舍先生》的文章，对老舍的人际关系有过详细的描述：“客人被领进北屋的客厅，老舍先生从西边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举止文雅，彬彬有礼，握手温和而亲切。茶已经泡好了，老舍先生端着水壶给客人倒茶。在我的印象里，老舍先生总是亲自给客人倒茶。”
大家都知道汪曾祺为人随和，老舍不知道汪曾祺会写文章也不奇怪，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汪曾祺是晚辈、下属，不在他的“朋友圈”里也很正常。对于汪曾祺来说，老舍在文坛的影响力、他当时的处境他都清楚，尤其是老舍的去世，对他的影响很大，有这样的写文章的机会他愿意去尝试。汪曾祺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笔不得而知，但从文章最后写的写作日期“1986年6月22日，第二稿”可以看出他花了不少功夫。汪曾祺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一稿完成，除了少数文章在其子女的“严审”下多次修改（如《孤独与温暖》），《八月的太阳》写了两稿，实属罕见。 我曾问过刘心武汪曾祺《八月太阳》是什么时候写的，刘先生说离发表的时间不远，大约两个月左右，那么小说的构思应该是在那一年的五月底六月初。
老舍自杀的那天是1966年8月23日。这期间，汪曾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过。汪曾祺死后，汪曾祺的子女汪朗、汪明、汪超分别写了回忆录，后来结集成书《我们老人家汪曾祺》，在大陆和香港出版。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段日子。最先紧张的是妻子石松青，她把三个子女叫到身边，事先告诉他们几件事，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第一，（汪曾祺）出身大地主家庭；第二，他在“反右”运动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第三，会有历史问题被批斗；一些剧本、文章也可能被批斗。后来，石松青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汪曾祺很快就被抓了，被指控为“黑鬼子”、“小邓拓”、“黑奴”。 贴在他身上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现》。汪曾祺开始接受无休止的批评，写检讨，打零工。石松青告诫孩子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那你怎么能给他酒喝？”虽然在工作中遭遇批评，但回到家就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给汪曾祺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有一天刚过中午，爸爸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造反派‘通知’了他，下午要来搜查房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呆在房间里，不要出来！’吩咐完，他就急忙下楼，到路口去‘迎接’造反派。还要带他们去‘居革委’找个老太太‘联手行动’。” （王朗等《我们家老人汪曾祺》）杨玉民在接受陈土寿采访时透露，汪曾祺被抓的那段时间，“身体上没受过什么苦，就罚跪一次，挂牌子绕院子游一圈”。这或许和他只是个“小人物”有关。汪曾祺对现状很满意，没有受过“身体上的苦”，家里有酒喝，每天回家躺到床上，说一声“改日”，然后喝茶喝酒，甚至有闲心和孩子一起剪红太阳贴在墙上，邻居们都夸好看。
但老舍没有汪曾祺那样的“待遇”和“运气”。老舍被挑出来后，遇上了狠人。自杀当天上午，北京市文化局、文联把老舍、田兰、骆宾基等人挑出来，拖到夫子庙，围着焚烧的服装跪着批斗，痛打一顿。老舍的头被打碎了，提早被送回去，在政府大院里又被批斗了一次。 辗转反侧了一天之后，他回到家中，缺少家人的爱，这让他的思想和灵魂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吴应舟在《也谈知识分子的妻子》中谈到老舍的死，透露“老舍先生之所以惨死，自然是因为他遭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屈辱，甚至有人诬告他是文化特务。但是，老舍先生在被‘批判’之后，并没有直接去太平湖，而是深夜才回到家中。回家后，不仅没吃饭，连热水都没有，那种失落感，想必是令人心碎的。” （2006年4月28日发表于《杂文》杂志，并入选《2006中国散文排行榜》一书）巧合的是，在2006年第6期《杂文》杂志上，刊登了李普的长文《楚匡本色不变》，其中有一段话也值得注意：“据我所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大多是因为回到家后遭到批斗。家是一个人的巢穴，是他的避风港，是这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到家后也被视为敌人，那真是没有出路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亡。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投河自尽的，在外面被批斗、被打耳光，回到家后，他的妻子又带着儿女们反抗他，他便走上了死亡之路。” 虽然李普没有明确说这个“好朋友”是谁，但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就是老舍。老舍和妻子胡锡青的关系，在很多文章和书籍中都有比较详细和深入的描述，大致和美女作家赵清歌有关（这里不便展开）。我想说的是，汪曾祺在“落魄”期间，并没有“想太多”，这固然和他乐观的心境有关，但也和他在家里受到的良好“优待”有很大关系。王明在《我们老人家汪曾祺》中回忆道：
我不断听到熟人自杀的消息。有的人甚至在被造反派发现之前就“与人民断绝了联系”。一天傍晚，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我对他说：“千万不要跳楼。”“为什么？”“跳下去不好看，人家会骂你。”“哦。”走了一会儿，我又对他说：“千万不要自杀！”爸爸说：“好。”一天，闲来无事，我和哥哥到父亲的京剧团看大字报。在一片片花花绿绿、错别字百出的大字报中，我们找到了父亲的名字——“老右派新演汪曾祺”。大字报上说，父亲自反右以来就没有闲着，一直在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宣扬才子佳人、封建糟粕的坏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喊：“走！”“老实点！”一群人垂头丧气地朝我们走来，两个人一伙，提着一筐煤。前面是几个著名的演员，后面是我的父亲。爸爸剃着光头，衣服上沾满了煤灰。看到我们，他不安地低下头，匆匆走了过去。
我回家把父亲的惨状告诉了母亲。母亲吩咐我们做几个菜当晚饭，还点了些酒。父亲推门进来时有些尴尬，神情颇为好笑。王朝贤说：“爸爸剃了头不好看！”王朗走过去摸摸他的光头：“怎么这么多疤痕？”全家人都笑了。父亲说他小时候就是个光头，所以我们就叫他“小光头”。之后，父亲每天都回来给我们讲他们“流氓”的新鲜事，取笑“叛徒”。父亲教给我们很多过去不懂的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汪曾祺才得以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成为了后来的汪曾祺，也正因为如此，刘心武在老舍逝世20年后，郑重地委托他为自己写作。
在汪曾祺眼中，老舍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在《老舍之死》的开篇，汪曾祺说：
北京市东城区奶子府富墙胡同里有一座小院子，走进这座小院子，会感觉这里非常安静明亮，这座院子里好像总是充满着阳光。院子里有两棵小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院子里、廊下、屋里，处处都是鲜花。它们根据季节更替，都十分生机盎然、滋润宜人，叶绿素翠、花开得灿烂。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锡青亲手栽培的。天气晴朗时，他们把这些花一一抬进院子，满头大汗。刮风下雨时，他们又把这些花一一抬进屋里，满头大汗。老舍先生曾说：“花是人养的。”老舍先生爱花爱到痴迷的地步，花是不可或缺的。 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以山水为辅”，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以花枝为辅”。叶浅予曾用白描画过老舍先生的画像，四周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花丛中的藤椅上，微微歪着头，目光悠远。这幅画并不写实，但寓意却恰到好处。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舍，朝气蓬勃，汪曾祺的描述恰到好处。但这只是“繁华盛世”的表象，很多内在的东西还需要筛选和打磨。
汪曾祺关于老舍逝世的《八月阳光》只拍下了老舍在太平湖生活的最后一段，用平静的叙述，写出了老舍的犹豫、踌躇、不舍和最后的决心。小说中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昔日拉黄包车的张百顺，如今在太平湖当守门人，利用太平湖的自然资源，做了些小副业。他先是“捉些鱼虫草草，卖给养鱼人”；后来“摘些螺蛳，洗干净，加点盐，放两大瓣香料，煮成螺蛳卖了”。曾经唱过戏的刘宝利，抄了两箱珍贵的京剧“本子”，经常来太平湖。 “他挂上鸟笼，拉着山臂，举起两只云手，踢着腿，有时还背诵着戏曲的台词。”他过着幸福的生活。顾志安是个大人物，当过家教，后来帮人抄书抄稿，字迹漂亮，是个博学的老先生。他们三人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湖边还住着两个渔夫。汪曾祺的小说有时很简洁，有时有很多闲笔。比如《大闹笔记》一共有六节，前三节都是对大闹及其周围环境、风土人情的描写，直到第四节才有人物和故事。比如《受戒》中对几个和尚和菱角寺的描写，就占用了太多的篇幅。但仔细想想，这些闲笔也不算闲笔。《八月太阳》在开头也用了太多的“闲笔”。 有三个有名字的人物，两个无名的渔夫，在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刻，见证了世事变幻和世俗。来到太平湖修行的刘宝礼最先发现湖中异常，叫来两个渔夫把人捞出来。顾志安观察周围环境，从死者遗物判断他“铁了心要死”，肯定和死者很熟。“这话都说了快五十年了！当时我在教家教，他在劝学生。”“怪不得昨天他进花园时好像跟我打招呼。”通过刘宝礼和张百顺的对话，引出了老舍一生的主要作品，《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小说以几个人的对话作为结尾。 顾志安说：“我原本把心放在明月上，谁知道明月照在沟渠上。”刘宝利说：“古往今来，死难为人。”顾志安再次感叹，最后说：“士可杀，不可辱。”小说结束。
如同汪曾祺一贯的小说结构，没有跌宕起伏，却能看到字里行间溢出的情感。读完此篇，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结”，都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
这部小说有很多独特的词语，也值得一提，比如“野水”、“闲散”、“一堆人”、“欢喜”、“卧地”、“苦涩、可怜的生活”等等，有些是北京话，有些是不知名的方言，在小说里用起来很舒服，这就是汪曾祺的语言功力。
据刘心武在《戏曲剧本《老舍之死》创作》一书中记载，当时汪曾祺和苏叔阳还被要求同时写一部小说，苏叔阳曾写过多幕剧《太平湖》，也对老舍怀有敬意。但两部小说出版后，“反响不如想象中好”。
这也不奇怪，给定一个主题，写小说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这是一部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刘心武虽然了解两位作家，但缺少更好的文章纪念老舍，成了他的“心痛”。多年后，巴黎的一位朋友告诉刘心武，有人想请他写一个关于“老舍之死”的歌剧剧本。“如果是别的题材，我肯定会拒绝，但一听说是《老舍之死》，我就感动了。”刘心武怀着悲悯之心开始构思，并于2002年写出了歌剧剧本《老舍之死》，也算是弥补了自己的小小遗憾。
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很多人依然怀念他，怀念汪曾祺的《八月太阳》、刘心武的歌剧《老舍之死》。
写于2015年8月18日北京草房河边草堂
2016年9月5日上午班在连云港花果山大酒店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