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Jung 是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家。在她 39 岁第一次怀孕期间，她惊讶地发现许多人热衷于向她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有些人还向她强调黑人女性不母乳喂养孩子。作为一名母亲，Jung 选择母乳喂养孩子，而作为一名学者，她开始研究母乳喂养如何从个人选择变成了道德义务。她通过梳理文献、采访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数十位母亲，呈现了这一过程，并呼吁将选择喂养方式的权利归还给母亲。

尽管荣格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社会，但将母乳喂养上升为道德要求甚至公共卫生政策的趋势近年来在全球盛行。荣格在接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采访时谈到了有关母乳喂养的迷思、女性在母乳喂养时面临的困难、联合国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组织对母乳喂养的“双重标准”，还评论了堕胎权争议、新冠疫情等社会问题对母乳喂养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这项研究的开展与您自己成为母亲和母乳喂养的经历有关。是什么促使您写一本旨在消除对母乳喂养误解的书？您作为母亲和政治学家的身份在本研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Jonge：怀孕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有这么多人开始向我宣扬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和好处。在我怀孕初期，一位特别坚定的母乳喂养信徒告诉我，许多黑人妇女不给孩子喂奶，所以她们的孩子会生病。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当白人说黑人不给孩子喂奶时，我总是怀疑他们的话。正是这次谈话，让我开始觉得，在美国，母乳喂养不仅仅是一种喂养孩子的方式，还扮演着如此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角色。母乳喂养相当于种族和阶级的标志，是针对黑人母亲的武器。至于中国，如果母乳喂养在中上层阶级女性中更为普遍（她们要么不工作，要么工作时间灵活，产假福利优厚），而在农村贫困职业女性中不那么普遍，那么类似的情况可能正在上演——“不母乳喂养”已经成为特定阶级甚至地域身份的标志，以及对她们不满的一种发泄方式。 （编者按：2021年2月25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报告》显示，我国6个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9.2%，大城市这一数据高于农村和中小城市。）

澎湃新闻：书中一个核心观点是，母乳喂养对婴儿健康的实际益处并不显著，而很多支持母乳喂养并将其上升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医学研究已经过时甚至站不住脚。但科学证据无疑是现代社会女性做出育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消费社会的各种商业宣传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些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宝宝健康的母亲。面临母乳喂养困难的女性如何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是内部的压力？

荣格：如果女性觉得母乳喂养既简单又方便，那么她们可以选择母乳喂养。但如果女性必须工作，或者她们的奶水不足，或者她们觉得母乳喂养不舒服，那么她们就不必担心——母乳喂养不会对婴儿的健康和幸福产生很大影响。她们可以在我的书中阅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自己查看研究。无论你选择什么，请记住，政府和公共卫生官员看待这些数据的方式与个体父母不同。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做有效。母乳喂养可能会对整个人口产生影响，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对你自己的孩子产生任何影响。请注意，我在书中解释说，六名女性需要母乳喂养 5,400 小时才能预防一次耳部感染，需要母乳喂养 15,600 小时才能预防一次肺炎。我认为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提倡母乳喂养对政府有意义，但对任何个体母亲来说却没有意义。母亲的成本效益分析与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同。

澎湃新闻：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是近期美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堕胎权是“堕胎选择权”和“堕胎自由权”两派之间的斗争，同样关乎女性的身体和权利，涉及宗教、道德、文化、政治、医学等多个领域。为什么在母乳喂养问题上，没有力量支持女性的选择？堕胎权的衰落是否也会给“母乳喂养主义”带来更多动力？

荣格：自从《母乳喂养在美国》出版以来，我觉得近年来主张母亲有权选择是否母乳喂养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女性开始反对母乳喂养计划，一些机构和医生在谈论母乳喂养时语言也变得更加温和，明确为女性留下选择的空间。在堕胎的争论中，堕胎权的倒退可能还蔓延到了婴儿喂养的选择权上（女性的选择权是全面的，不仅包括选择堕胎的权利，还包括选择喂养婴儿的方式的权利）。在那些反对堕胎的人中，我发现这对他们对母乳喂养的立场没有太大影响。

澎湃新闻：书中说，母乳喂养起源于1956年由七名天主教家庭主妇创立的“国际母乳喂养联盟”。当时，以配方奶粉喂养为代表的科学育儿主导着主流社会，因此该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要从儿科医生等医学专业人士手中夺回母亲在育儿方面的主导地位。当时的国际母乳喂养联盟与现代西方女权主义大致属于同一阵营。母乳喂养倡导组织与当今的妇女运动是什么关系？当今不同派别对母乳喂养问题又持什么态度和观点？

荣格：当我写《母乳喂养主义》时，美国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母乳喂养赋予了人们力量，体现了女性身体维持生命的力量。当时，母乳喂养是一种象征，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母乳喂养自拍被视为一种赋权行为。现在，我认为很多人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有权选择是否母乳喂养，如何喂养婴儿应该由母亲决定，母亲的选择应该得到支持——无论选择是什么。在过去的七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描述了女性在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她们在饮用配方奶粉时遭遇的歧视，好像这一切都是女性独自承担的，男性缺席了。您认为男性，包括父亲，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女性选择如何喂养婴儿的权利？

Jonge：许多男性可能会支持，但实际上，女性大多独自承担着这一负担。男性可以支持女性的选择，无论她们的选择是什么；在她们受到批评时为她们说话；在家里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女性的决定、身体和选择得到支持和尊重。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女性大多独自应对这一问题。如果女性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她们就会更容易独自应对。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对家庭和职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没有法定产假。您在书中提到，公共卫生倡议和政策制定者在鼓励母乳喂养的同时，刻意回避讨论母亲就业与哺乳率的关系，以避免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产假问题上。疫情期间广泛采用的远程办公模式是否为哺乳期母亲提供了一些便利？是否有可能将产假和职场母亲的需求重新提上政治议程？

Jonge：COVID-19 对婴儿喂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疫情期间，一些母亲在家工作，因此她们有母乳喂养的条件，并且对母乳喂养更感兴趣。对于其他母亲来说，在疫情期间分娩，并与新生儿和大孩子一起被困在家中，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和封锁期间，母乳喂养的母亲几乎得不到支持：没有哺乳顾问上门拜访；母亲在分娩后几乎必须立即出院以限制感染；而且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社会支持很少。少数研究表明 COVID-19 对母乳喂养率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大多数早期研究似乎表明，由于缺乏对母亲的支持，疫情第一年的母乳喂养率下降了。 一些国家已建议感染新冠病毒的母亲不要给孩子进行母乳喂养，但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国家仍建议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进行母乳喂养，声称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婴儿预防冠状病毒（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很少）。

澎湃新闻：“母乳喂养主义”发源于美国，原本是特权阶层偏爱的喂养方式，但其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蔓延至全球。20世纪70年代，配方奶粉公司为占领市场，进行不道德营销，导致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上升，但抵制运动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蔓延，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提倡母乳喂养，否认艾滋病可通过母乳传播，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如何理解这种不平等？

荣格：说实话，我很难理解。我认为联合国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组织都被激进的母乳喂养信徒所控制，他们优先考虑母乳喂养，而不是提供准确的信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会破坏他们的母乳喂养运动。但当公共卫生机构告诉欧洲和美国的艾滋病毒阳性妇女不要母乳喂养，然后建议非洲的艾滋病毒阳性妇女母乳喂养时，这显然是种族主义，无论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澎湃新闻：将母乳喂养确立为公共卫生议题，似乎并非美国独有。比如，2021年底，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了《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包括如下要求：“到2025年……母婴家庭成员母乳喂养支持率达到80%以上……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80%以上……全国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您如何看待这个计划？未来，是否有可能弱化母乳喂养的公共卫生属性，让家长在喂养方式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荣格：我认为这是更大规模公众运动的一部分，其目标是提高生育率。正如我之前所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母乳喂养是有意义的。2022 年，中国新生儿数量将达到 956 万，母乳喂养会影响肺炎和耳部感染的数量，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影响为零，或接近于零。我不确定你的意思，你是否希望政府有一天在婴儿喂养方面优先考虑母亲的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这项计划的影响是，在工厂工作的母亲可以休六个月的全薪产假，这样她们就可以纯母乳喂养六个月，那么这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好的结果——我相信很多母亲都会对这一政策变化感到高兴。但如果像在美国一样，母亲必须使用吸奶器六个月，以便家人可以在她们上班时用奶瓶喂养婴儿，那么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糟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