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是个“聪明人”，经常去西方，文章里偶尔插点豆芽。如果他和鲁迅是同一时代的人，我想鲁迅一定会把他归为“洋绅士”或“假洋鬼子”。如果鲁迅在世，他会不会欣赏董桥？我们不知道。但董桥对鲁迅的“欣赏”却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嘉荫日记一叶》中提到鲁迅，“我下午进城，送了几封信，乘公共汽车到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还书。上二楼翻看中文书籍，看见三大卷《鲁迅日记》，锦缎封套，每卷布面精装。……此书只印了一千零五十册，……恐怕即使私人出重金，目前也买不到了。”（《董桥著述》，四川文艺出版社）他借了《鲁迅日记》第一卷，翻看了一下，感叹道：“全套日记都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清秀得体，宣纸上印着的黑丝线条，更富有古韵。”董桥毕竟和鲁迅不一样。 鲁迅在陶渊明“东篱下采菊”的身上，看到了“刑天舞枯戟”的怒目而视；董桥没有看到陶先生的“宏思贯通宇宙”，而只看到了鲁先生的“古韵”。“宏思”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古韵”自然是悠然自得的。

1997年8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董桥的散文集《文字是肉身的》。在《称鲁迅太沉重》一文中，有很多对鲁迅的评论，这些评论勾勒出了董桥心目中的鲁迅。这是什么样的鲁迅？不说是扭曲的，至少是一个畸形的鲁迅。文章开头是：“我在《大公报》上看到杨青春的《夏日思绪》一文，说一位大陆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录了太多鲁迅的文章。”接着，董先生继续引用：“杨青春说：‘时代在变化，教材的内容也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鲁迅太沉重了，老师备课时，学生接受不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至于那段说鲁迅作品太沉重、教材需要更新的言论，究竟是“大陆中学语文老师”说的，还是杨青春说的？两个人的话混杂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大陆中学语文老师”和杨青春两人都说了话。

董桥不管这话是谁说的，他用自己“行云流水”的文风和“快刀斩麻”的论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所谓‘太重’，大概就是指鲁迅作品所蕴含的当代意义，包括他在杂文中所宣扬的斗争精神。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鲁迅的作品绝对可以列为典范。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写得特别好；他的杂文那种激昂、严厉的风格，未必适合收进教科书，这也许是矛盾的。当然，说鲁迅重，也不全是鲁迅作品的功劳，后人对他作品的关注、推崇、研究、解读，都增加了鲁迅作品的重量。”

几天前，杨青春对董桥说“不”，在1998年12月16日的《中国读书报》上发表题为《谁说鲁迅太重》的文章为自己辩护。他先说，自己的文章“是藏书家、书评家、散文家董桥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自鸣得意，自我陶醉……”杨青春看似陶醉，其实，这只是一种先表扬后打压的策略。 随后又说：“且慢！我还没看完这段话，心里就有些不开心了。……我怎么就感觉不开心呢？‘杨’认为‘鲁迅太沉重’，中学语文课本里不该收录太多鲁迅文章。董先生帮‘杨’分析，找出‘鲁迅太沉重’的原因。‘杨’应该认‘泰山’，激动起来！我没理由‘喜出望外’。董先生印证了他的话：‘字里行间谋生不易，古今中外，处处是惊天动地的跟头。’这里的‘杨说’，其实不是杨说的，而是语文老师说的。”

为什么说“还是那位语文老师说的”？我们来看看杨青春的下面这句话：

时代变成了卡拉OK、金店、金宴，教科书也更新成了卡拉OK演唱、“金饰论”？有了这样的老师，青年学生宁可安心地沉浸在周作人的“静谧独白”中，少男少女疯狂地每天抄写“美文”，悠闲、潇洒、轻盈的“个人风格”风靡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生中难以承受的重量，你所肯定的鲁迅作品的意义何在？

杨青春的意思很明确，他引用了“大陆某中学语文老师”的话作为靶子，他批判的是“重”的反面，也就是所谓的“轻”。但是到了董桥身上，却“二进一”，这就是董桥的疏忽，他把杨青春引用的“大陆某中学语文老师”的话当成了杨青春的话。董桥写文章一向小心谨慎，怎么就在这里不耐烦了呢？在他看来，这话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文章要写，重要的是他想借这个话题，向人们展示他心目中那个不重的鲁迅，或者说，他想借这个机会，把鲁迅变成一个不重的鲁迅。

我认为董桥老师的这个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我认为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关于鲁迅的那些太“重”的文章卸了下来。比如，鲁迅有《论放慢“公道”的步伐》，而王蒙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论实行“公道”的步伐》。一字之差，鲁迅的“沉重”被卸了下来。

近几年最不“重”的文章是什么？翻看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就是琼瑶的作品了。应该收进教材吗？这就像“重”的反义词只能是“轻”，不言而喻。

董桥说，鲁迅的沉重或许并不完全是鲁迅著作的功劳，因为“后人对其作品的重视、推崇、研究、解读，更增加了鲁迅著作的重量”。后人重视鲁迅作品，深入研究，说明鲁迅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其深刻。鲁迅的作品有很高的价值——这样的作品难道不应该入选教材吗？另一方面，如果学术界不重视、不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品，都能入选教材，那不是误导学生吗？而且，“后人”所做的一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鲁迅作品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变得“沉重”，那和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董桥认为鲁迅身上“轻松”的一面究竟是什么呢？董桥说：“鲁迅不只是个新文化斗士，他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他手抄古书，收藏手抄本，推广艺术，等等。”首先要指出的是，他这个“不只是”二字，似乎带有“二分论”的意味，因为这意味着他承认鲁迅是“新文化斗士”；然而，他在“新文化斗士”之前又加了一个“什么”二字，完全暴露了他对鲁迅是“新文化斗士”的不认可。他举了周作人为鲁迅手写《游仙库》作跋的例子，说“鲁迅的文笔一向是‘周鼎’，这本手写的《游仙库》却成了‘抗虎’，真是好玩。”这“好玩”在哪儿呢？ 董桥说：“《游仙库》是一部唐代传奇小说；《仙库》是妓院，全书描写的是文人墨客以卖淫为乐的颓废生活。”

董桥的意思是，鲁迅太喜欢《游仙库》这部描写文人雅士寻妓之乐的唐传奇小说，以至于手抄了它！这怎么能成为新文化的斗士呢？鲁迅是多么轻松愉快啊！轻松的鲁迅怎么会写出“太沉重”的作品呢？杨青春很好地反驳了这一点。他说：“其实，不同的人生，读《红楼梦》必然会读出不同的人情味。所以，有的人抄《游仙库》时，抄的是妓女的血泪，有的人读了《游仙库》，读的是妓女的快感。但我认为，鲁迅手抄这本书，只是因为版本稀少，出于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出于对人民苦难的一种补救和批判。”

许多道德家在谈及《嫖客》中的人时，都谴责妓女不道德，但鲁迅却从妓女的存在中看出了“妓女”对妓女的虐待。没有“妓女”，哪有妓女？鲁迅对“妓女”的谴责，不也包含着对妓女的深切同情吗？从中，我们不也可以看出鲁迅抄袭《嫖客》的用心吗？

董桥强调《游仙库》是“描写文人墨客寻花问柳、纵情享乐的颓废生活”，是不是在暗示鲁迅在心理层面也想过这样的“颓废生活”？其实，鲁迅不仅抄了这样的书，而且他的文字中“色情”的东西比抄《游仙库》还要多。举个例子，每隔几天，鲁迅的日记里就会出现一个词“濯足”。这个词出自《诗经》，字面意思就是“洗脚”。但李庆溪考证后认为，“濯足”不是洗脚的暗语，而是做爱的暗语。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做爱比洗脚更应该写在日记里。鲁迅的文字中就有做爱的内容，不知道董桥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做爱一定要比现在教材里选的内容“重”一点，现在的人都注重减轻学生负担，我建议选教材的人可以采纳董桥等人的意见，选几篇像《洗脚》这样的日记，除了让人捧腹大笑，还能给生活增添一点情趣。

突出鲁迅抄《游仙库》这个老故事，客观上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在董桥生活的香港，苏雪林等人先是依据鲁迅的一本日记说鲁迅嫖妓；随后钱家驹又说鲁迅在日本娶了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不是别人，正是周作人的妻子……董桥是含蓄的，他希望文章留下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欣赏。董桥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至少达到了让我产生上述联想的艺术效果，堪称他的代表作。

董桥只顾了一点，忽略了其余，只顾了鲁迅抄袭《游仙库》，而忽略了鲁迅作为战士的根本存在。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存在，尤其是鲁迅这种生前死后都饱受争议的人物。我们对鲁迅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问题，都可能给人一个不一样的鲁迅。甚至，强调鲁迅是什么，淡化鲁迅是什么，也能给人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这让我想起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个片段。据希特勒的秘书说，希特勒似乎是一个热爱士兵的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深入军队，与普通士兵交谈，关心士兵的疾苦。希特勒看到士兵打蚊子时，开玩笑说：“嘿，这不是你们步兵干的吗？这是空军的活儿。”这番幽默的语言，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希特勒的秘书当然只能突出希特勒的这一面。然而，这个“和蔼可亲”的细节，就是希特勒的本质吗？显然不是。希特勒再幽默、再“和蔼可亲”，也擦不掉手上的血迹和身上的腥臭味。如果仅凭一两个细节就宣扬希特勒所谓的“个人魅力”，那岂不是大错特错？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鲁迅认为章太炎先生之所以名声大噪、被历史记载，主要是因为他的革命功绩。鲁迅说：“我以为章先生的功绩，在革命史上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想三十多年前，《问津书》木板版已经出版，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当然也读不懂。当时这样的年轻人恐怕也不少。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不是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而是因为他驳斥了康有为，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还被关押在上海西监狱。” （《切结亭散文集·太炎先生二三事》）虽然王小明不同意鲁迅的观点，认为这是鲁迅晚年病态的表现，但客观事实是，章太炎如果只是学过“经学、小学”的章太炎，他最多在自己所涉猎的学科上留下痕迹，不会在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他所学的专业如此冷门，以至于他因为这个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需要和喜好，只突出学者章太炎，淡化革命者章太炎。如果是这样，我不说是章太炎的没落，但至少是一个畸形的章太炎。

希特勒有时有“个人魅力”，但改变不了其作为魔鬼的客观存在；章太炎有学者的一面，但同时又是革命者，甚至可以说，他更重要的历史存在是作为革命者。这是他们的现实，这是他们的本质。那么，鲁迅的现实是什么，鲁迅的本质是什么？

我想鲁迅与现代作家的区别，或者说鲁迅存在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个战斗的作家。中国作家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一生不妥协地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鲁迅最大的真理，这是鲁迅的本质。如果鲁迅只是“抄古书，收集笔记和乐谱”，只是董桥所说的一个“士大夫”，那鲁迅和那些洋绅士、土绅士还有什么区别呢？那不是说鲁迅一生所憎恨、所批判的对象，其实都是他自己所默许、所喜欢的吗？

董桥这种把伟大拉为平庸、把神圣化为世俗、说世上没有巨人、人人都一样的讲人话的方式，不仅是针对鲁迅，也针对马克思等人。他有一本书，叫《马克思胡子丛里外》。马克思的“胡子丛里”是什么，马克思的“胡子丛外”又是什么？原来，这是董桥“幽默”的发明。据他对该书的“自我介绍”，马克思的胡子很浓密，“人们自然不会从胡子里看清一切”，所以他要“写点马克思理论以外的文章”。董桥的文集“以他的胡子为界，分为‘内’和‘外’”。我是一个不欣赏文风和幽默的人。 辗转反侧了好久，终于搞清楚了，胡子里面是马克思的理论，胡子外面是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知道的？董桥接着说：“幸好马克思不是那么‘马克思’，他一生都挺敏感的，不迷恋波澜壮阔的革命风采，而是很体谅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喜欢旅游、藏书、背诵诗歌等比较朴素的事情……”他忘记了马克思一生中“最受诋毁”的经历，忘记了马克思毕生奋斗的成果，剩下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是的，董桥还有一篇《马克思医生到海边度假》的文章，讲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夏天带着家人到肯特郡海边避暑胜地兰斯盖特度假的故事。董桥学识渊博，他说兰斯盖特“充满魅力”。《傲慢与偏见》中威克姆和达西妹妹私奔的背景就是兰斯盖特；简·奥斯丁1803年也去过那里；诗人克洛罗迪西亚斯每年夏天都去游泳……马克思也去过那里，还边走边喝酒。在这篇文章中，他毫不在意马克思在度假，却依然郑重其事地给在海边休闲的马克思戴上“医生”的帽子。为什么呢？为了把私奔、作家、诗人等放在一起，把医生和诗人放在一起当然是非常恰当的。

阅读他对马克思的评价，是否有助于了解他对鲁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