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你总是望着窗外

看着它从你眼前消失并且永不回来

“昨天”

雄县摇滚乐队“飞灵”

《我爱摇滚》诞生于石家庄，曾经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摇滚杂志，随着纸媒的没落，转型新媒体，继续高举摇滚大旗，并举办巡演，展示河北摇滚新生力量——渤海音场。

2017年3月，渤海舞台开始在河北巡演，我去听了几场，听到大家在讨论一个来自雄县的独立乐队，这个雄县就是刚刚成立的雄安新区。

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到买房热潮渐渐平息后，我决定去雄安看看那里的摇滚乐到底是什么样的。

雄安新区实际由“三县一湖”组成，三县即雄县、容城、安新，一湖即白洋淀。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摇滚乐坛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你以为“荒芜”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竟然都成了摇滚乐的中心。石家庄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摇滚乐之都，摇滚乐迷甚至称之为“石家镇”。此外，还有河南的新乡、河北的邯郸……

一直致力于发现新的声音，自然对这些神秘的中国摇滚小镇充满好奇，去年编辑部就计划去一一探访，试图解开这些小镇背后的摇滚密码。

于是，我登上了从北京开往雄安的火车。

北京到雄安的新干线还没有开通，现在如果不开车过去，只能坐城际列车，到白沟站下车，再坐大巴去雄安。

也许现在北方的90后们对白沟这个神奇的地方还很陌生，但在90年代，每到周末，从北京、天津前往白沟的人络绎不绝，这里被誉为“北方小香港”，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箱包集散地，白沟及周边地区的不少人也因此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

北京至雄安新区的高铁还在修建中，现在去那里要到白沟火车站下车。

当然，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不知道如今这片土地上摇滚之火和这个历史背景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白沟火车站下车后，我花40块钱坐了一辆不打表的出租车，来到雄县政府门口。出租车顶着烈日驶过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广场，沿着村里的土路，一路颠簸着向南。村里的墙上还不时贴着“收鹅”的小广告。景色和国内任何一个县城没太大区别，远处有一些建了一半的高楼大厦，有的在一片庄稼地里突兀地矗立着。

从白沟到雄县，沿途的风景与国内大多数县城无异。

经过一座写着“雄州”二字的牌坊后，眼前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道路，路灯都是华灯式的，虽然简朴，却还是透露出一些设计者的心思。这就是雄州路。街上的店铺以汽车和老人用的电动自行车为主。靠近县政府大楼的时候，路边的旅店、饭店比较多，还能看到推着自行车做小生意的商贩。

如果不是雄安新区一夜成名，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雄县在哪儿。就连那些来“白洋淀一日游”的北京老人，可能也不知道。其实，雄县就在白洋淀东边。

当地人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新版《小兵张嘎》的拍摄地在哪里，饰演嘎子的谢孟伟是哪个村的，以前这条街是什么样子的，哪个工厂是谁的。一进餐厅，老板就会过来跟大家喝一杯。在白洋淀游船上，我跟船夫闲聊了几句，跟同行的雄县当地人成了亲人。

白洋淀因作家孙犁的笔下而出名。孙犁曾在安新任教。然而在雄县，孙犁的踪迹并不多，却有不少打着“白洋淀”旗号的店铺：白洋淀鸭蛋、白洋淀工艺品、白洋淀特产……

目前雄安新区有七八支乐队，以演原创音乐为主的两支乐队是7号乐队和飞灵乐队。这两支乐队的联系非常多，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雄县唯一的一家也叫飞灵，位于雄县主干道雄州路的一条小巷里，由飞灵乐队于2012年开设。

去之前，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雄安的论坛上经常有人提到飞灵乐队，好像是2003年成立的，也是第一支可以考证的本土摇滚乐队，所以雄安的摇滚历史已经有十四年了。

在雄安县政府大楼门口，飞灵乐队、7号乐队的吉他手张尔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和飞凌乐队的吉他手在雄县政府门口见面。

雄县政府对面有一个街边公园。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迈腾，笑眯眯的朝我招手，我跑过去问：“你昨天几点回来的？”

前一天晚上，7人乐队在石家庄地下丝绒乐队举办了一场专场演出。几经周折，石家庄地下丝绒乐队如今已经搬到了华强广场5楼，紧邻热闹的夜市。虽然被称为专场演出，但他们只演奏了8首歌曲，没有邀请任何嘉宾乐队。预售票价为20元。

雄县距石家庄约200公里，距保定更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石家庄的摇滚光芒开始辐射到它散落的或远或近的城镇。

飞凌乐队还不定期去石家庄、保定等地演出，每次演出后都会结识一些当地的朋友，他们的歌曲甚至还被保定当地的乐队翻唱过。

如果有所谓的摇滚地图的话，雄县和保定在地理上就夹在石家庄和北京之间，两个摇滚圣地各有特色。

（图片来自网络）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张二刚皱着眉头，他的头发卷成小波浪，几乎到肩膀。“我刚醒！”他说。

当地人讲的普通话和北京房山、大兴的口音很像，但张二刚、他儿时的朋友、从事机械生意的赵大哥和贝斯手刘可欣讲的却是介于保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本地方言”，我只能勉强听懂。

“来吧，上车！我带你去吃点没吃过的东西！”我们上了车，直奔餐厅。

往西几公里，过了大清河，就进入了安新县境内。途中经过赵庄子村。张二刚儿时的伙伴赵大哥指着自家那栋三层小楼，张二刚笑着说：“我小时候也是在这个村子长大的。”

赵庄子村周围有很多停工的小工厂，一公里外就是孙犁先生笔下的白洋淀，穿行在芦苇荡中，显得格外嶙峋。

从左下角开始逆时针依次为：鱼皮冻、荷叶炒肉、咸鸭蛋、蒜薹炒肉、炖鲤鱼、花卷、莲藕片

最后我们来到了河边的一家餐馆，院子里停着三四辆汽车，棚子下面摆着十几张大圆桌。

老板一看到我们进来，就笑眯眯的走了过来，说道：“鱼都给你们留了！刚才有好几桌要的，都没给！”

在白洋淀，吃大鲤鱼是一道特色菜。餐桌上有一条十几斤重的红烧大鲤鱼，凉菜有鱼鳞冻（鱼鳞煮熟后，口感类似猪皮冻）、炒荷叶（将荷叶卷成卷，裹上薄薄一层面粉，煎熟，蘸糖吃），还有一瓶两斤重的白酒。

寒暄了几句后，大家就开始边喝酒边聊天。

在雄县，“飞灵”比什么都管用

说起“飞灵”这个词，雄县老少皆知，雄县、白沟的论坛里经常有人说“我在飞灵那儿见过某某”。张二刚也半开玩笑地说：“在保定、在石家庄可能不一样，但在雄县，飞灵这个词用得好啊！”

飞翎乐队成立于2003年，当时张尔刚还不到20岁，听了黑豹唐朝的歌后，他爱上了吉他。90年代，弹吉他是年轻人的时尚。他儿时的朋友赵大哥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机械生意，但《光辉岁月》和《冷雨夜》用吉他弹得很好。

那时候学吉他比现在难得多，尤其是在雄县这种地方，没有教材，更没有现在网上随处可见的吉他教学视频，除了在北京、保定等地的书店买教材，就只能在县里找会弹吉他的人，互相切磋。

赵哥跟当地的一位老手学，张二刚也跟着学了一点。雄县所有会弹吉他的人，都互相认识，甚至互相熟识，没事的时候就一起弹。两拨人对打，一曲接着一曲，来来回回，十分认真。张二刚听说几人经常去当地的温泉湖公园弹吉他，便兴奋地跑过来，跟他们一起弹奏起来。

“当时我们在说什么？肯定都是些吹牛，现在想想真是太蠢了！”经过几次接触，两人渐渐熟悉起来。张二刚在湖边兴奋地跑过来一起弹吉他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成为飞灵乐队主唱的刘伟。

刘伟与张二刚召集几个朋友，组建了飞翎乐队，这也是雄安三县最早的摇滚乐队。

2003年，非典席卷中国。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雄县一下子空无一人。然而，飞灵乐队开始密集排练。他们租了一间店铺，花800元买了一套金宝鼓，搬进几个音箱，开始排练。《光辉岁月》、《不要脸》……那个年代的金曲一遍遍地唱着。透过店铺的铝合金门，沉闷而歇斯底里的声音飘荡在炎热而安静的雄县街头。门外，是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那时的雄县连一个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老”雄州剧院在放映《泰坦尼克号》后就成了危房，那段日子里，当地的年轻人闲暇时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在雄县，摇滚乐队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乐队，而是民乐团体、杂技团、秧歌队……

飞翎乐队的出现，对雄县及周边地区的演出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电影导演吴天明在《百鸟朝凤》中，就讲述了唢呐艺人与流行音乐的对峙。在雄县，曾经有一段时间，商店开业、超市庆典，都愿意邀请飞翎乐队来表演。他们或许是想让摇滚乐队热闹一下、显得时尚，老百姓也想来点新意，于是凑热闹的人络绎不绝。

几次之后，传言四起：“几个年轻人组了一支还不错的乐队”，飞凌乐队名声大噪。每当邀请飞凌乐队演出时，台下总是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宣传效果十分突出。恰逢中国GDP增长的大背景，雄县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很多商业活动都需要飞凌乐队。当时，飞凌乐队的成员包括主唱刘伟、吉他手张尔刚、鼓手易磊（来自石家庄）、贝斯手苏星（来自雄县）。

周边的安新县出现了年轮乐队，容城县出现了蝉乐队，箱包之城白沟也出现了禁乐队，雄安新区的摇滚乐坛正式成型。

飞灵乐队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专场演出，图为乐队吉他手张尔刚（左）和主唱刘伟

（图片由飞灵乐队提供）

随着他们的名声传开，飞灵乐团的红白喜事也开始陆续来到了飞灵乐团，甚至还有人给他们说媒、介绍各种红白喜事，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再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搬去北京。

满怀热情的北京之行，却空手而归

闵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隶属于四季青镇，位于北四环与西五环交界处，地处西山风景区内。

2004年，几名雄县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头发半长，染着当时流行的焦黄色。有的看着手机短信，按照地址在西山半山腰的小村子里四处打听，在拐弯处经过一栋又一栋低矮破旧、金属感十足的平房后，终于在满地的瓦砾中找到了地址上的院子。

一个年轻人犹犹豫豫地敲着铁门，却没有任何回应。就连门外，屋里的音乐声都比敲门声大。他用力敲了敲，却没有人回应，于是他又用力敲了敲……终于，斑驳的绿色铁门开始摇晃起来。“是谁？”门开了，屋里沉重的音乐响起，一个瘦削的、赤裸上身的年轻人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一瓶快喝光的燕京啤酒。

“你找谁？”从门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歪着头，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

“嘿哥们，我就是来跟你聊天的，河北飞凌乐队的吉他手张尔刚，我们一起弹奏吧。”

张尔刚尽力表现得友善、有礼貌，同时表明他是他们中的一员。

瘦小青年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便将他们放进了屋子，屋子里，一群人一边喝酒聊天，一边听着很大音量的重金属音乐。

飞灵乐队的兄弟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头都没抬，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开始没注意，再看的时候，指着他们手里拿着的新VCD笑了起来。大家先是一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还打翻了好几瓶酒。

他们把音乐声稍微调小了一点，从地上捡起脏兮兮的便携式DVD：“伙计们，你们太搞笑了！我们现在都在用这个！”他把一张外国的吉他教学光盘放进去，屏幕上直接显示出图像，让费凌和兄弟们看得目瞪口呆。

十三年后，张尔刚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哈哈大笑：“我那时候真是笨啊！拿着十几公斤重的新科VCD到处跑！”说“笨”的时候，他咬着牙，仿佛心里很释然。

2004年北京的摇滚乐坛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还没有网易云音乐，没有所谓的朋友圈爆红，甚至还没有独立音乐这个词。唱片可以卖几百万张。那时候还有新乐队，所谓的D22一代还在初中高中。想听地下音乐只能去一些很小众的网站，类似地王那种黑风。那时候主流的音频网站还是周杰伦的天下，上面根本看不到地下乐队的踪影。

那时北京四环路刚修好，飞凌乐队先是住在通州现代音乐学院附近，后来搬到了前文提到的迷笛音乐学校旁边。有时乐队会到地下通道里演唱，一天能挣十几块钱。对于几个成年男子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几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没有饭吃，也几乎没有像样的演出。2004年底，他们商量决定先回雄县。

回忆起在北京的经历，他皱着眉头：“大城市的人还是不太友好，后来我们在保定演出多了，经常演压轴戏，大家开始互相交谈，但一开始，也有很多人看不起我们。”

北京实在太大了，一圈又一圈，层层递进，很多乐队满怀热情地来到北京，最后却空手而归。

雄安新区“飞翎”模型

回到雄县后，飞凌乐队继续按照原来的模式生存，演出赚钱，排练写歌，乐队成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天，乐队联系到鼓手易磊，但他的电话关机了，大家到他家询问，但他好几天没回家，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易磊是石家庄人，来雄县之前在石家庄组过乐队，找了个东北姑娘，结婚生子，两人在雄县过着简朴的生活。大家都以为他的日子过得很安稳。但乐队里没人知道易磊之前去哪了，家里还有谁。他平时和大家一起干活，组织乐队的事务。可一旦他说要走，就变幻莫测，来去无踪。

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关于伊磊的消息。

当我听他们讲述这段经历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福克纳《八月之光》中那个在美国南部小镇流浪的伯奇的人物。

飞翎乐队早年举办的致敬演出，模糊的画面背后是中国小城市年轻人的另一个摇滚梦

（图片由飞灵乐队提供）

一次北京之行的失败让乐队的情绪低落，贝斯手苏星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刘可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飞灵乐队，担任贝斯手。

刘可欣加入后，飞翎乐队开始创作原创作品，刘可欣是乐队主创。“奥运、汶川地震时，我们都创作歌曲。《方向》就是写给地震灾难中找不到方向的人们。”刘可欣说。

刘可欣的《昨天》也被保定其他乐队翻唱过，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视频。视频里，乐队在排练《昨天》，刘可欣在唱歌。他的声音和唱歌时很像，声音雄浑粗犷。这段排练视频是在一个很“复古”的厅堂里录制的，背景是蓝色的粗花呢幕布。主唱刘伟不在场，但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不时对视一笑。

内蒙古籍鼓手朱磊2000年随家人来到雄县，2003年认识了乐队主唱刘伟，经常看他们排练、演出。“我小时候打鼓有点基础，会跟着录音带，把喜欢的曲子反复弹。”后来，朱磊还和张尔刚一起承担了一些作曲工作。

朱雷加入时也非常开心：“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飞凌乐队打鼓。”

飞凌乐队成员。 左起：吉他手张尔刚、鼓手朱磊、主唱刘炜、贝斯手刘可欣

（图片由飞灵乐队提供）

飞翎乐队重新开始，一场场演出接着一场场演出，一点一点攒钱。2007年，他们去海淀公园看迷笛音乐节。回来后，他们用之前的积蓄继续经营乐器店，买了一些设备，接了些商业演出，这样乐队就能赚到更多的设备钱。兄弟俩比当地很多小演出公司的调音师都专业，也认识很多做设备的朋友。他们边学边练，生意越来越好。白沟、安新等地的演出也用到了他们的设备。就这样，飞翎乐队慢慢复苏了。

飞灵乐队排练室

2008年，飞凌乐队开始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很多设备闲置着，会贬值，于是他们也开始自己办婚礼，贝斯手刘可欣也开始主持婚礼，雄县和周边地区的人都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婚礼生意越来越好。

2012年，飞凌乐队在北京开设了同名餐厅，雄县也因此成为乐队巡演的一站。

2013年，张尔刚加入九拍音乐教育，开始涉足青少年音乐教育。九拍成立于2003年，目前在全国拥有700多所校区。

这里就是飞翎音乐培训中心的所在地，拍照的时候乐队成员不停提醒我们招牌都烂了，不好看。

飞凌的这条从演出、设备到教育的道路，被周边的安新、白沟、荣成等地的乐队抄袭模仿，成为雄安摇滚的“飞凌模式”。

联合游览雄安新区

雄县飞凌乐队、安新年轮乐队、容城陈氏乐队、白沟班宁乐队经常在当地的商业演出中碰面，2009年左右，他们就商量能不能一起演出，毕竟设备都齐了。

于是他们开始了小规模的联合巡演。

飞凌负责雄县，场地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有的时候在广场，有的时候在工厂空地，甚至还自己拉赞助，跟各个店家谈标题、海报的曝光位置，看到自己的设备被搬出来，很开心，这次就用它们来表演自己的节目。有时候时间紧迫，拿不到赞助，就大家自己出钱。表演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点雄县特色的烤鸡蛋，炒点青菜，喝点啤酒，很开心。

联合巡演到达安新县，飞凌乐队一上台，主唱刘伟就感到不自在，折返箱里几乎没有人声，对于音乐人来说，就像用没有墨水的笔写字一样。刘伟比划着向调音师解释，折返箱里依然是震耳欲聋的吉他和贝斯声，没有人声。

咚的一声，话筒掉在地上，发出呼啸声。张二刚、刘可欣、朱雷等人都愣住了，有的停下了手中的乐器，有的继续演奏，台下的男女老少也都愣住了。刘伟皱着眉头，快步走下舞台。

主唱不唱了，大家只好离开舞台，乐队其他成员只能两边劝说，一个是劝说主办乐队，一个是劝说刘伟。

一番闹腾之后，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联合巡演的日子给这些乐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图片由飞灵乐队提供）

至此，雄安新区联游模式宣告结束。

初中生、高中生及7乐队

雄县初中和高中的简称与国内大部分地方不同，初中简称“中”，如“一中”即雄县第一所初中；高中的简称不是“中”，而是“高”，如雄县第二高级中学简称“雄县高二”。

雄县另一支摇滚乐队“七号乐队”的主唱琪琪目前是雄县二中高二的学生，贝斯手门信宇还在读初中。

该乐队 7 名成员包括雄安新区资深摇滚明星以及高中和初中学生。

（图片由7 Band提供）

2013年，飞翎乐队成员各自出道，乐队成员很少一起排练、创作歌曲。于是吉他手张尔刚和鼓手朱磊萌生了组建新乐队的想法。他们找来好友乔晓东做吉他手，初中生门信宇做贝斯手……用张尔刚的话来说，“这些年，我教过的学生至少有800人。”

主唱Kiki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承担了部分创作任务，乐队的很多歌曲都是她在排练时即兴创作的。

到雄县的前一天晚上，琪琪在石家庄地下丝绒乐团的七乐团专场演出现场。琪琪显得淡定得体。因为张二刚的琴弦在演出中断了，琪琪便悠闲地和大家聊天：“我要感谢我的班主任。”开头莫名可爱，好久没听到班主任这个词了。然后琪琪告诉大家，自己是学艺术的，在学校里感觉有点孤独。谈话的最后，她问张二刚：“你为什么总是有问题？”

张尔刚只是尴尬地笑笑，调着琴弦。

7乐队主唱琪琪就读的高中

见到他们的时候，2017年的暑假已经快结束了，下学期琪琪就要去石家庄读高三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伤心。

“我们贝斯手门信宇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心里有事。听说琪琪要出去学习一年，我们就停止了一年的一切活动。上次排练结束后，他一言不发，把排练室的设备和每个角落都仔细擦拭了一遍。”张尔刚谈起此事，不禁感叹。

虽然他们看上去都是开朗的老头子，但乐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张尔刚得知此事后，在排练室躺了好几天。鼓手朱磊也很伤心：“我们都过了30岁，精神面貌和刚组乐队时不一样了！”

到雄县的第二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到飞灵酒吧喝了两杯。已经过了午夜，酒吧里还有四五桌人。我们在酒吧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和我们一起的女孩后面是一桌吵闹的饮酒者。朱雷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让女孩坐到他的位置上，自己走过去坐在更吵闹的位置上。

刘炜（左）与朱雷在飞灵酒吧玩乐

晚年作家孙犁在作品《云寨小说》中，记录了一位曾在白洋淀教书的老师：他来自外地，在安新县教了一辈子书，虽然文笔有天分，却教书认真，生活幸福。孙犁最后说，当地的人民会记住他，白洋淀的芦苇、广阔的水坑会记住他。

从飞翎乐队到7乐队，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从未登上过网络头条，甚至没有在那些知名的大型音乐节上演出过，也没有收到过十多万的评论和互动。但在雄安大大小小的超市门前、广场、厂区、婚礼……他们的音乐让那些在烈日下干农活的村民们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斗，在皱纹深处露出笑容。朱雷、刘可欣等年轻人也因他们走上了一条与音乐、与自由、与快乐有关的道路。

2014年7月飞凌乐队参加野三坡音乐节

（图片由飞灵乐队提供）

他们还必须与站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和时代的面前经历了同样的宏伟和摇头丸。

（除那些签名的人外，本文中的所有图片均由Sun Dahou拍摄）

这篇文章是街头小说的原创作品，欢迎通过商业媒体转发。

街头声音

让独立音乐创建者

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