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等消息，被文博界尊称为“谢先生”的谢辰盛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岁。

谢辰生是我国文物保护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积极倡导文物保护。他曾担任郑振铎的秘书，协助郑振铎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地图集》和《甲午战争后流入日本的文物目录》。1961年主持起草《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撰写序言，首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他还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倡导建立景德镇古陶瓷生产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 他主持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的复制工作。

谢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像是树荫下潺潺的小溪，静静地、缓缓地流淌，流向被金色夕阳光芒笼罩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毕竟，对于今天奔向未来的新一代人来说，他转过头，面向过去，面向那些正在腐朽、正在消逝的东西——那些古老的文物、生锈的鼎、薄而易碎的瓷器、阴暗蒙尘的古老字画、模糊不清的字画题字、屹立千年的石窟、梁柱齐放的古老建筑……在时间的侵蚀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湮没的命运，就像百年的生命最终也会走向死亡。而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个湮没的过程。 这让他有点像时代洪流中的一块磐石，张开双臂守护着被无情岁月冲走的古代文明遗迹：

“我一生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许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总结了。

本文内容是记者李夏恩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访他是在2017年。见面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句话：“我一生搞文物，可以说，我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他的生平简介，在网上自然很容易搜到：他是郑振铎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总起草人，如今常用的“文物”一词的定义，就是他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序言里的。他是国家文物局的元老，是文物界的绝对权威。

24岁时，他协助郑振铎编纂了《甲午战争后流入日本的文物目录》。我见到他时，他已经95岁高龄。他将自己71年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文物事业，毫无疑问，只要他还活着，他的事业就将继续下去——随着与他并肩工作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们相继去世，我清楚地知道，我即将参观的，是中国文物界仅存的百年硕果。

谢辰升参与编撰了《甲午战争后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图为2012年中西书店重新出版的部分内容。

这让我有些不安，并不是因为他的名气或地位，而是因为三个现在看来很自私但在当时却很现实的原因。

首先，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我担心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能否正常交流回答问题。其次，此前不止一位文博界的朋友提醒我，谢先生是文物保护的“铁杆”，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我担心他会用僵硬、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宣讲规章制度和政策中的官腔官调——那样的话，我还不如直接抄袭官方文件呢。最后，也是我最担心的，像他这个年纪、这个级别的高级退休干部，自然住着楼房，开着车子，身边还有秘书和医护人员。 想到自己要经历一整套繁琐手续，去拜见一位周身披挂岁月荣誉光环的文物界吉祥物，我的头皮就一阵发麻——我会因为一个人的年龄，以及相应的美德，由衷地尊敬他，但对于地位与荣耀的结合，想要假装恭敬、俯首称臣，实在是太难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萍芳给陈胜写了一封感谢信，称赞他“年过八十还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抢救工作，我愿像他一样，尽到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满脑子想着各种事情，走出地铁，顺着地址来到他住的安贞里小区。当时正是一月的深冬，万物萧瑟。我看着周围那些苍白天空下，像灰色鸽舍一样的老建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到达。因为我有路盲史，所以特意又绕了一圈，终于确认眼前就是这栋灰色的老建筑，于是我像一条无牙鳄鱼一样踏入漆黑的楼道。

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住过的那栋筒形建筑，灰色的墙面、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铁栏杆。透过楼梯间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被几层灰色遮掩住：“他真的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吗？”我自言自语，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他。第一眼看到他，我之前所有的担心和想象瞬间破灭。眼前是一个面色黄白的瘦老头，白发像荒芜龟裂的土地上乱生的枯草，脸上布满干枯的老萝卜般的皱纹。他驼着背，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称之为“鼠皮色”的旧西装，是工地上中年工人常穿的那种。里面穿了件卡其色的毛背心，但扣子没扣。膝盖好像得了关节炎，总是弯曲着，穿着拖鞋??，走路时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这不像是一个年轻记者拜访文物界德高望重的老大爷，更像是社区志愿者给经济困难的老人送温暖。我准备好的问候和寒暄，以及脸上尴尬的笑容，瞬间被咽了回去。相反，他笑了，伸出瘦小的手，握住我的胳膊：“外面冷，进来吧。”

2000年，谢辰胜到云南丽江考察并攀登玉龙雪山，这一年他已经78岁了。

“相比于那些住在摆满琳琅满目的古董和奇珍异宝的豪华住宅里的收藏家，这位在1982年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文物界资深人士，却只有一间狭小而拥挤的小房间。任何来访者都会对他房间里的书籍留下深刻印象：门口阴暗狭窄的过道被高低叠放的各种专著占据了一半。在他仅有的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书籍如藤蔓般从地板长到书桌，再蔓延到整面墙。书桌是他的书房，床是他的客厅，沙发是他的客厅，这三件家具漂浮在茫茫书海中，每个来访者都要趟过齐膝深的书海，才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这是我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对他居住环境的描述，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我没有写的是，当时是下午两点半，阳光明媚，但正对着门的楼道里却一片漆黑，靠墙堆高的书只被光线勾勒出些许轮廓，像一道灰黑色页岩构成的悬崖；我也没有写的是，当我走过那里时，我有一种有趣的探险感，就像在峡谷中躲避落石；我更没有写的是，当我看到其中几本书的封面和书脊上的书名时，以我浅薄的藏书知识就可以推断，如果这道书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能住进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享有的宽敞公寓。但在这狭小的屋子里，这些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翻阅、被查阅，占据着这里有限的空间。

我被带到了他的书房。除了那些让我站不起来的书之外，这个书房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书柜。它是土黄色的，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办公室使用的文件柜。但它没有门，只有一块布来防尘。

“你还小，坐在床上不用被束缚。”

我乖乖坐下，在这个摆满书籍的狭小房间内，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犹如两块礁石般相对而坐，身下的木板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

故事

有些故事最好从头讲起，有些故事最好从中间讲起，有些故事无论讲到哪里都很有意思。谢辰升的故事就是这样，你可以随时挑出一段来讲。每个故事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谢辰升口述史》，谢辰升讲述，姚远撰写，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4月。

谢辰生为《新中国捐赠优秀文物全集》题词七言诗。

如果从头说起，他的家族，武进的谢家，是江南名门望族，父亲和祖父都熟知袁世凯、徐世昌等近代人物。父亲谢宗焘曾是徐世昌总统府的秘书，后来在被《时代》杂志视为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儒家军阀吴佩孚手下担任参议员，后来在天津担任过两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尚震的秘书。如果把这些点连起来，这可以说是一部从民间视角看的近代史。他的大哥，史学家谢国桢，至今仍是明清史学界难以逾越的高峰。“他比我大二十多岁，和唐澜、容庚等名人都有交往，还有梁启超的弟子刘盘随、甲骨文专家孙海波。” 如果将当年和谢家有来往的人，以及他们的对话都记录下来，那将是近代史上的沉重案子。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受到这样的环境熏陶，自然而然地具有世家子弟的贵气和名士的儒雅。然而，这两种气势在谢辰生身上却没有一丝痕迹。多年后，当他步入新世纪，我见到他时，他身上唯一残留的故乡痕迹，似乎就是他住过的北京四合院。直到暮年，他仍清晰地记得“白塔寺十方街小水车胡同1号”这个地址：

“小水车胡同里的房子是杨氏雷家的，本来很好看，可惜后来全部拆了，这块地被用来盖金融大楼了。进大门就是一个院子，四周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吊花门，又是一个院子。前后三个院子，东西两个横院，有厨房、卫生间，总共三十多间房间。院子里种满了丁香花和藤蔓架，住起来确实舒服。”

谢家兄弟姐妹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谢国祥（十弟）、谢辰胜（八弟）、谢旭清（四妹）、谢国珍（七弟）、谢国杰（六弟）。

“如果怀念旧社会，或许会怀念，但我仍然向往革命。”谢辰生晚年谈起老院落时，与其说是对昔日美好时光的怀念，不如说是对如今文物古建筑保护的感叹。他提到艺术馆厚街22号的院落，那是赵子臣、赵萝蕤两位进士的旧居，罕见的象眼砖雕，至今仍能展现明代风貌。“我去现场看过，院落很漂亮，坚决反对拆！”但经过两年的拉锯战，这座比谢家老宅还要古老的古院落，随着推土机的轰隆声，在钢筋水泥的楼房下化为灰烬。

用“清雅”“谦和”来形容昔日的文人，对于谢辰生来说，完全不合适，相反，用“多情”“直率”来形容退休工人，才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他自己说，你不会想到，他年轻时也写过这样一首酸涩婉约的小诗：“红叶红叶，纸上寄我，忆旧院秋色，悲客千里外游子。悲客悲客，两地相思连成一片。”

1942年冬，谢辰升在西安写下《跳小岭》，就是文中记载的“红叶啊红叶”。

这首短歌是他十几岁在西安时写的，二十岁时，他在被日寇占领的北京，心里惦记着当时在年轻人中私下流传的“革命圣地”延安。如果把青年谢辰生逃亡延安的故事换成更擅长辞令的人来讲，那绝对是他家和国家战争之间的一段冒险传奇。然而，谢辰生讲的故事却直白得让人忍俊不禁——他和弟弟谢国权、哥哥谢国珍的女儿谢英靠凑学费、卖自行车凑足去延安的路费。 他毫不掩饰，这次青春朝圣的出发点，是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冲动：“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家人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跟中共地下党一点联系都没有，完全是瞎子，不知道国共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再到陕西，就能到延安了吧？那时候，我们连高中都还没毕业，想法很简单。”送别谢国权和谢英后，家人的反应是“哗然”：“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去哪了？你们整天在一起，肯定知道他们去哪了。”

“我没办法，只好说实话。我说我们要去延安，他们先去，我再去。结果怎么样？我家人说，‘你去吧，去吧！来吧，我们会给你钱，你去吧！’”

这本该是一次秘密的延安朝圣之旅，但在谢辰胜的口述中，却以如此直白、幽默的方式展开。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直到抗战胜利，谢辰生才去了延安：“在西安，我不知地下党，只好回去。但我不敢回北平，你跑了，日本人会知道的！”之后，他和两个同伴去了安阳，想从安阳翻越太行山去延安。但战乱中，同伴们被拉回北平，前路被堵住了。他成了没有兵力的司令员，只好在安阳当地一家平价商店当办事员，后又在安阳县第一小学当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他的大哥谢国珍路过安阳，带他去上海为中共领导的北洋大学购书。这是他第一次与他一直牵挂的延安有了远距离的联系。

1948年12月，郑振铎在上海书房中。

这已经是1946年春夏之交，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郑振铎，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编纂《甲午战争后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这也是谢辰升文物事业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在他的口述中，也是三言两语坦诚相告。当时是他随兄长谢国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学家徐森宇邀请谢国桢一起吃饭，郑振铎也陪同前往。吃饭时，郑振铎提到自己忙于接收敌伪文物的工作，又在创办《民主》杂志，急需有人帮忙，徐森宇便顺着他的话题，推荐了谢辰升：

“徐森宇说：‘谢辰胜刚来，是个没事干的年轻人，又是刚柱（谢国珍的字）的弟弟，这个年轻人来帮你们不是很好吗？’我说：‘太好了，我非常赞同，那不就是当你的学生吗？’郑振铎说：‘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

谢辰生一生的大事，就定格在这三句话里。1949年他进入国家文物局，也是和郑振铎用几句话为他做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就我去哪里工作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我把你调到文物局来，你觉得怎么样，想做什么？’因为我家里都是学者，我也觉得应该做学术研究。所以在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这么久，你也是个大学者，我也想做学者，做点学术研究，跟你学习。你是学者，我能不能去研究所？去文研所也行，去考古所也行。’他说：‘哪儿也别去，就待在文物局。’我问：‘怎么了？’他说：‘文物局里没有多少人是学识渊博的，你就在这里做吧。’”

1952年冬，文物局工作人员在团城承光殿前合影，最后一排右九位为谢辰生。

“文物保护是第一要务，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文物保护也是你们重要的事情，就干这事吧，我们现在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别以为它不是一门科学。”郑振铎的这句话成了谢辰升一生的座右铭，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执念。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有像他这样坦诚正直、即使到了老年也依然热心的人，才能把这句话当成坚定不移的信条。当我告诉他，山西介休元神寺门口的琉璃墙在那年冬天被整块偷走时，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会这样，一直都是这样。”

介休警方在介休元神庙追回被盗明代文物《二龙戏珠图》。（介休市公安局供图）

他的手如此瘦削，但拍打桌子的时候，粗糙的皮肤间隐隐透出青筋，依然让人感觉到钻心的疼痛。

宣称

直言不讳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而且常常会伤人。谢辰胜之所以被批评为固执、保守、“顽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他总是直言不讳，不加掩饰，不在乎别人的言论。他的一些观点看似令人震惊，话语令人愤慨，但这些话并不装腔作势，而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你从一位文物保护者最热忱最真诚的心底去理解，你就会理解他的心血。他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所谓“暴力论”，那就是“文革”后文物的损坏和损失，要比“破四旧”造成的损失大得多。但其实，这只是断章取义。谢辰胜表情的真正含义，被这些碎片化、情绪化的“暴力论”所掩盖。那次走访，我特意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我多次讲过，近二十年文物破坏程度不亚于文革时期。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后期，除文革初期一段时期外，一切保护文物的法规和措施都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权力很大，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文物工作，文物局局长王业秋可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许多文物保护的规划和政策都是国务院特批的。”文革初期，在“破四旧”浪潮中，许多文物遭到破坏。1967年，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各地保护文物（注，此文件指1967年5月14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文物图书的若干意见》）。 1967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很快，疯狂破坏文物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一些重要文物部门甚至派军队驻守，此后，文物保护的各项规章制度可以说得到了严格执行。

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对金钱利益的追求，导致一些人打着“死者应为生者做贡献”、“要想致富，先盗墓，一夜成百万富翁”的旗号，进行文物犯罪。另一方面，法律虽然制定了，如何执行却成了难题。很多保护法律法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但地方政府、部门不执行怎么办？过去国家文物局是国务院直属的，现在变成了部委下属的机构，权力缩小了。地方文物被破坏，文物部门去和地方政府交涉，往往最后还是要屈从于地方政府。法律很严，但执行不力，经费不到位，保护不力，打压时只抓几个罪犯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引用他讲话原文的上下文和前后全文，恐怕很多人还是会被那几句零散的话语蒙在鼓里。他在谈及往事时，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好恶，不会因为谈及的人地位高、名声大噪而掩饰其坏话，也不会故作矫揉造作地说话。他在口述回忆中，曾详细叙述过1956年北京朝阳门拆迁的过程。在谈及拆迁的由来时，他说：

“1956年，北京决定拆除朝阳门，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市秘书长薛子政也主张拆除。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一个过程，先拆城楼，再拆城墙。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的争论很大，很多专家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局包括很多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要求保护城墙。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撕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文物局也不同意这个，郑振铎坚决反对拆除。”

“我今天写信给人，跟别人写信都一样，这点我很坦率，我说的不是人，而是事。这个人好不好，由你评判，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会按我该评判的去评判。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也是谢辰生敢于直言的原因。他深知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坦率和真诚深信不疑。但他总是轻易地忽略自己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成就。除非这些事迹能和他一生信奉的“文物保护为先，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联系起来，他才愿意去描述，但始终保持着一种痛苦的担忧。这时，他才像一个传统时代的士大夫，在台阶下抱着茅屋，准备以“头破柱子”的气势写一封谏言书。

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谢辰胜、刘久安、杨仁凯、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禧年。

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他很少提及自己是1983年成立的全国书画鉴定组七名成员之一，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锡年、刘久安等世界著名书画收藏家比肩。谈到这一绝对光荣的事件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文物局派来协调工作的，很少提及自己在书画鉴定方面的造诣，而是总是重复自己只有高中学历，“高中还没毕业”。但关于他真正的学术造诣，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在1950年2月1日的日记中，曾有过简短而尖锐的评论：

“谢辰生过来谈话，他是刚先生的弟弟，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请我讲解甲骨文和金文的目录。”

那一年，谢辰胜年仅28岁。

谢辰生与收藏家交情深厚，早在1946年，他就作为郑振铎的助手，协助编辑出版了收藏家张衡编著的《云晖斋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外国古画集》。1983年随他周游全国的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也是他的挚友。然而，当我到他简陋的家中探访时，四处张望，发现除了文物、历史、考古方面的书籍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文物：“这是文物局自成立以来就定下的规定，从事文物工作的人，不得买卖、收藏文物。”

该条款后来被他写入了“文化遗物工人的行为守则”，由国家文化遗产管理于1981年宣布：“文化遗物被严格禁止滥用他们的权力，以为自己的遗物滥用了自己的文化遗物，并禁止在他的境地谋取痛苦的情况。玻璃橱柜和宝藏柜充满了各个王朝的瓶子和罐子。

Xie 还拥有自己的收藏，除了他当时便宜的文化遗物，现在非常昂贵，他的老朋友的宝贵回忆也是他的宝藏。他的文化遗物局首先讲话。

“这是张亨在20多年前去世之前给我的。他去世后，我把它密封并没有抽烟。后来，我经历了过去十年的灾难。我设法保留了它，直到今天，只是等待这个快乐的一天……” ...''

他打开了香烟的罐头，将一支香烟交给了每个人。

其余的单词

过去，这种隐喻可能太陈词滥调了，所以在许多人的眼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说法，当我得知他的死亡时，我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尘埃落定，有时甚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并消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次访问后，我打电话给他，与他谈论了保护古老的民间建筑和我和我的朋友的无助的困难。

“小李，不要害怕他们。你在做什么是好事。他们应该害怕你！”

但是...我知道他在100岁时就去世了，所以我不应该那么难过，因为他的死亡证明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都会延长那些文化遗物和古迹的生活。

Liu Tuo和Wang 在2018年检查了福建的古代住宅建筑，他们共同参与了富州的。

但是，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哭了几次，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失去了两个年轻的朋友，刘图奥和王·蒂安克森格（Wang ），他们同样坚持不懈地坚持下去，他们使用他们的诚意和热情来保护和记录了其他人，甚至消失了。柔义，江西和的古老寺庙中的壁画只能在时空和空间中永远消失。实现的理想现在已经消失了。

我想起了当天的Xie 的照片，他扣了他的羊毛，并在他的西装上抚平了皱纹。

“更多地微笑，让那些人看到Xie 仍然活着！”

Xie 及其研究（作者在2017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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