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中国人对生命过程的总结。 简单来说，人的一生包括出生、成长、结婚、立业、生儿育女、养老、临终、年老、死亡等，是一个人完成一生的过程。生活。 与“裸生活”一样，“过生活”的概念也不包含任何额外的好或坏。 这是每个活着的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无法还原的生命状态。 然而，它与《赤裸生命》中所表现的自然状态也有很大不同。 这种生存状态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剥夺人的任何社会属性而呈现出来的赤裸裸的生活状态。 因此，它的基本特征不是神性和罪孽。 一种组合。 在中国人眼里，活着的过程就是人生的常态。 生活不好的人，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就会出现问题。

“活着”作为老百姓口中的一句话，有着丰富的内涵。 它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代名词，也表达了人们朴素的生活理想。

一方面，人需要有生活——“生活”指的是人的家庭生活，而成家是生活的前提。 人们常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独自生活，就必须“过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人们又要努力工作来“过”自己的生活，保证家庭生活的延续。 结合以上两种含义，将“生活”的核心内涵定义为“家庭生活的实现和再生产”。

首先需要提到的第一个环节是“人们如何安身立命”。 这是人生最根本的命题，涉及人生的终极意义。 何雪峰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类的“本体论价值”。 如果把“传宗接代”理解为农民安身立命、谋生的主要途径，那么可以说“过上好日子”就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必由之路。 这里的“日”不仅指日常的变化，还包括“世代”的持续时间。 绵延不绝的血脉背后，是绵绵不绝的家庭生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孩子是家庭繁衍的重要机制之一。 农民常说：“过日子就是过孩子”。 如果在生孩子方面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导致生命意义的危机。 一名男子因小事与妻子争吵，后服药自杀。 事实上，夫妻俩的争吵只是导火索。 真正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患有脑瘫。 据邻居说：“如果我儿子都做不到，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农民的生活中，孩子，尤其是儿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孩子的人缺乏生活的动力。 农民之所以偏爱儿子，是因为在“妻随夫住”的婚姻模式下，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延续家庭生活。 当然，我们不能推断孩子在婴儿期死亡或患有严重疾病后，父母就会产生自杀念头。 相反，我们可以说，当他们遇到这些家庭变故时，他们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他们过着无聊的生活，没有“匆忙”。 。

“活着”不仅需要强烈的生命意义的支撑，还需要处理现实的家庭关系。 “美好的日子”应该建立在相对和谐稳定的家庭秩序之上。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因为他们“亲密”。 人们都说家庭和睦万事如意，但“不和谐”才是生活的常态。

如何在争吵、表情等日常冲突中维持家庭生活，是“活下去”的关键。 对于绝大多数夫妻来说，“和”的前提是双方形成稳定的强弱关系——要么男强女弱，要么女强男弱——如只要这种关系模式保持稳定，日子就相对平静。 如果新婚夫妇在婚姻最初几年的博弈过程中没有形成“权威”和“服从”的关系，那么维持家庭关系的成本将会极高。 有几对夫妻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僵局，要么继续吵架，打一辈子；要么继续吵架，打一辈子； 或者他们选择分道扬镳，过自己的生活； 或者其中一人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至死不渝，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类型的自杀案例数不胜数。

夫妻吵架争的不是所谓的“男权”、“女权”，而是“当家权”。 家长地位是家庭秩序的基础。 婆婆和儿媳也面临着类似的家庭融合问题。 儿媳出嫁前几年，婆婆和儿媳妇也会经历一个游戏过程。 如果能建立强弱对比，那么家庭就基本和谐了。 否则，如果一直存在“强对强”的关系模式，就会出现很多危机。 有的家庭通过尽快分家来缓和矛盾； 有的儿媳妇通过离婚来结束家庭斗争； 也有的家庭在婆媳矛盾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婆媳互不让步，其中一方自杀。 婆媳矛盾有时会演变成母子矛盾、夫妻矛盾。 丈夫夹在中间，两败俱伤，也可能导致自杀。 从根本上来说，当家庭关系没有形成稳定的强弱对比，没有形成权威和秩序时，日常的矛盾和纠纷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当“气”成为生活常态时，家庭就充满了不稳定因素。 频繁的冲突更容易滋生过度行为和极端情绪，为自杀行为埋下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家庭秩序的整合对于“活下去”至关重要，但如果整合过度，也会隐藏危机。

浙江衢州曾发生一起女性自杀事件。 老百姓一致反映，婆婆太厉害，把儿媳妇逼死了。 “一切都得由婆婆来决定，让儿媳妇没有活路！” 儿媳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在这种“极强-极弱”类型的家庭关系中，虽然表面上形成了权威结构，但因为它严重挤压了“弱者”的生存空间。 “ 边。 最后，弱者成为过度家庭融合的受害者。

“活着”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风险来自于家庭之外，存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人际交往的实践层面之外，还包括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的生活在大家面前的表现，比如我们常说的面子、尊严、人格。 人们生活在舆论之中，来自社会层面的各种是非评价标准深刻影响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感。 有些人做错事，因为羞于见人而自杀。 这里的“罪”不是现代法律的判断，而是社会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一名女孩偷东西被抓，被村干部在广播里批评。 结果，女孩服药自杀。 因为害怕这件事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她最终用“生命”来诠释村里“做人”的重要性。 村民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满是遗憾，却没有同情。 “因为偷东西是不对的，是一件坏事。” 用村民的话说，“她丢不起任何人”！ 压力看似来自“心”，实则来自“社会”。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类型的自杀。 一方面，这是“社会”对越轨者施加的一种纪律，舆论是一种隐性但极其有力的惩罚机制； 另一方面，这是当事人为自己的越轨行为所付出的代价。 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名誉，还会危及家人未来的生活。 还有一则新闻报道，一名男子在灌溉农田时与其他人抢水发生争吵。 然而对方兄弟很多，他却没有兄弟，只能吃哑巴亏。 随后，他愤怒地自杀了。 本质上，争吵只是自杀的导火索。 根本原因还是他性格软弱，实力弱。 他在乡村生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源配置上经常遭受损失。 村民们说：“别人可以放手，他却不能，谁让他没有兄弟——气死了！” 这种“愤怒”来自于他与社会之间某种紧张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因为在这个以家计争名次的小社会里，弱者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他没有通过“外力”来表达和发泄这种压力，也没有选择认怂、忍气吞声。 相反，他用死亡来永久化解自己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生活就是处理“关系”的艺术。 刚才提到，为了家庭再生产顺利进行，人们必须完成好“生命意义再生产”、“家庭关系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

由于生活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人总是在生活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命运。 有时很难完全区分“活着”和“活着”。 当人们评论某人“闲逛”时，往往是指这个人游手好闲，生活不认真。 这就是“闲逛”的本义。 但常说“凑合”、“混日子”的人，不一定是不认真生活的人。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生活就是在幸福与不幸之间摇摆的“磨蹭日子”。 充满了各种欢乐和幸福，却总有难以背诵的篇章。 恐怕没有人遇到过真正能够过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日子的家庭。 都说每个人都在磨蹭，不仅仅是因为生活艰难，还因为活着永远是一个“活着”的过程。 这意味着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生活有困难而停止生活； 即使困难能够解决，也不可能立即过上好日子。 命运一天天慢慢展开，生命的意义也在这逐渐展开中逐渐显露出来。 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如果人生的每一项任务最终都能顺利完成，父母去世，儿子成家，事业有成，一家人即使有琐碎的争执也能和睦相处，那么生活就美好了。被认为是好的。

家庭不仅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各种家庭关系的总和。 可以说，每个头脑清醒、健康的人都想过上好日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即使在您自己的家里，您也可能会产生复杂的问题。 结果，各种心态的人都说：“凑合着吧”。 生活的过程总是政治性的。 “悲”是指家庭政治中的不公正和挫折。 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人生和人格的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生活中的正义问题对于每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 然而，谈到家庭政治，人们往往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夫妻俩住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 “跌跌撞撞、吵吵闹闹是家常便饭，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据说，家里有矛盾，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方面是因为任何家庭都很难避免大大小小的争吵，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的争吵似乎总是被充满爱的家庭生活所包容。 因此，相反，家庭中出现争吵往往不被视为一种巨大的不幸，也不被认为是需要刻意避免的事情。

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结合起来，家庭生活应该既至关重要又非常微妙。 要了解导致自杀的冤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刚才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时，我几乎用了“神圣”这个词来形容。 一个中国人可以不顾国家、亵渎上帝，但很难否认自己的祖先和家庭。

即使人们对自己家里的生活方式或某个家庭成员不满意，人们也很难从整体上否定自己的家。 如果一个人真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和孩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浪荡子，那么在普通人眼里，他几乎就跟野兽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是一个神圣的概念。 然而，家庭这个“神圣”的地方又不同于中西宗教中所谓神圣的概念，因为它是最能容忍不好的事情的地方。 虽然很难有人不重视家庭，但大多数人并不像对待神灵那样对家庭抱有警惕和恐惧。 相反，他们在其中隐藏了很多隐私。 许多不能公开或向公众透露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并隐藏在家里。 家庭，最神圣的地方，也是最世俗的地方； 而且，家庭的神圣性往往体现在其世俗性中——正如孔子所说：“父为子藏，子为父藏”。 不但不破坏家庭的神圣性，而且是家庭生活所需要的。 因此，用“神圣”或“世俗”来形容一个家庭并不是很准确。 按照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我们仍然把家庭生活视为“生活”的核心内容，即家庭不能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如神圣的、世俗的、道德法则）来衡量，因为它本身就是原初的。标准。 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人，不仅有人生的支柱，也有基本的人格价值观。 他可以从家庭生活开始，与外界交往，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反过来，事业的成功应该通过进一步促进家庭生活来滋养生活和个性。

由于家庭的核心地位，“父瞒子、子瞒父”的态度虽然看似纵容奸淫，但其真正含义是从人的基本感情出发，而不是家庭。必须面对法律——如上所述，法律和国家不能作为家庭生活的衡量标准。 人际关系是家庭实现幸福生活和人格价值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正是“情感”的核心意义，让家庭同时变得最“神圣”，同时也最“世俗”：家庭之所以神圣，是为了在家里培养温和的情感； 家庭之所以世俗，是因为情感应该包罗万象。 再次强调，正是这种核心意义使得家庭政治既重要又不会危及生命。 正是因为有家爱，人们才将自己最基本的生命和人格托付给家人； 也正是因为家里有爱，所以无论吵闹有多大，都应该得到解决和抵消。 但家庭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情感”并不是家庭中唯一的维度。 仅仅依靠情感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和冲突。 家庭生活虽然源于情感，属于情感，但不能依赖情感。

家庭成员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来生活。 “过日子”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管理好经济收支； 做一个家庭里的好人，不仅需要亲戚之间互相尊重、相爱，而且还需要互相尊重，保持一定的权力平衡。 这些方面都是政治。 既然是政治，当然就会有公平的问题，所以就会有“委屈”的问题。 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在家庭中，政治不可避免地会与情感纠缠在一起，人们无法完全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来处理亲人之间的各种互动和纠葛。 这不仅是因为处理家庭事务时难以避免情感考量，也因为亲人的期望与公共政治中的期望不同。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家庭之外，例如同事或朋友之间的误解或严厉批评，肯定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 不过，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因此而自杀。 他们不但不会因此而自杀，而且如果真有人因此而自杀，人们也不会认为死者受了委屈。 相反，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确实有错，甚至可能还有比这更大的错误。 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因为害怕犯罪而自杀呢？ 什么？ 冤屈与冤屈的重要区别在于，像罗生这样受冤屈的人一旦自杀，人们立刻就会知道他一定没有偷钱； 但相反，如果一个有着类似罪名的人在公共生活中自杀，那么人们往往会认为他并不无辜。

如上所述，家庭生活首先是情感和政治的混合体。

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情感依赖；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也是一种政治生活。 而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没有人希望家庭成员之间像陌生人一样交往，也不希望家庭像单位一样公事公办。 因此，家庭正义始终以亲密为出发点。 我们所说的“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只存在于关系良好的家庭中，而是存在于所有家庭中、为生活所必需、将个体生活与家庭成员联系起来的相互依存。 关系。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家庭正义。 首先，有一种形式正义，即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框架。 家庭中必须有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各自的义务。 父母要爱护子女，子女要尊敬父母； 夫妻之间，男主外，女主内。 在这个权力结构之上，还会有相互尊重、平等的基本关系。

比如夫妻之间要有一定的权力制衡，包括相互尊重，以及夫家和娘家各自的地位和权力； 又如，兄弟姐妹必须平等相待，享有大致相当的权利和义务。 每个人只要在家庭中得到应有的份额，按照自己的角色生活，就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任何人如果得不到这种公平的对待，就会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其次，是基于形式正义的公平交往，即将形式正义中相互尊重、平等的原则落实到日常交往中。 在一个正式正义基本确立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按照既定的名誉和原则，亲密、尊重、平等地交往。 父当严，母当慈，子当孝，兄弟当妒，夫妻当慈。

然而，这比正式司法灵活得多。 由于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人们对确保公平沟通的含义也有自己的理解。 比如，有的父亲经常批评儿子，那么这种批评就会被视为正常的父子关系； 再比如，如果夫妻之间经常发生小矛盾、小摩擦，那么吵架也不会是什么大事。 问题。 但洛生和儿子之间，父亲很少训斥儿子，一旦训斥，就会被视为难以忍受的委屈； 琼枝和妻子之间，因为极其恩爱，丈夫的几句批评，在意料之外。 大多数因琐事而引发的自杀事件，都是因为这种公平的沟通受到了威胁。 可见，家庭政治中的恩怨往往并不意味着正义或公平的一般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某种所依赖和期待的相互关系没有实现。 这里，所谓公平，是指一种亲密、尊重的关系。 归根结底，如果家庭政治不以亲密为出发点并以亲密为终点，那么它就毫无意义。

这种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张力，成为区分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关键。 以现代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政治并不以亲密为出发点，也不以亲密为目的，而是自始至终按照政治逻辑运行。 公共领域的错误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不公正，是对一般分配正义或交往正义的挑战。

如果政治斗争发生在公共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战胜敌人、保全自己。 因为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严格来说，家庭政治并没有真正的敌人。 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政治决不应该建立在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原则之上。 即使在特定的情况下击败了对方，也是为了维持某种形式的亲密，也是为了一家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如果像公共政治那样彻底消灭对手的活力，其结果对自己并不有利。 由此，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将家庭政治理解为一系列的权力游戏。 这种权力游戏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亲密关系，因此并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

在这一系列的权力游戏中，我们可以将恩怨理解为权力游戏中的挫败； 自杀可以被视为报复或纠正这种不满的一种手段。 罗生受到委屈，却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意味着他在与父亲的权力博弈中失败了。 为了纠正这一失败，他在火车上自杀了。 虽然他死了，但他的父母马上就会知道他没有偷钱，他们冤枉了他，于是他又卷土重来，进入新一轮的权力游戏。 琼枝的故事与罗生的故事有些不同，因为她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然而，当她自杀后，她的丈夫会后悔自己不应该对她这么粗暴，这也是琼芝的一种报复。

自杀的人常说：“看看我死了你会怎么办”、“我死了你会后悔的”。 当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时，罗生和琼枝为了在家族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权力，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家庭政治的目的是亲密，而不是敌对，但他们忘记了，如果他们死了，这场胜利就毫无价值。 如果我们只把家庭生活理解为权力斗争，就不能说罗生和琼枝的自杀完全没有意义。 人们为他们感到遗憾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把家庭中的权力游戏视为真正的权力斗争，忘记了家庭政治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亲密关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赢得胜利。 权力游戏中的胜利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此，他们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生命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 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家庭中。 所以，活着是以人、钱、礼为基本要素的。 家庭生活过程。 人的命运在家庭生活中展开，活着就是一个不断与命运较量的过程。

其次，生活是要和家人一起进行的，所以生活中必然涉及到家人之间的正义问题和情感问题。 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人生的起点，但家庭秩序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博弈来完成，最终追求一种新的、有序的亲密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概括为“礼成命，礼成义”。

第三，家庭中经常发生的委屈不是一般的冤屈，而是情感与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冤屈。 家庭中发生的自杀事件，大多是因怨气所致。 要理解这种自杀的意义，我们必须从生存过程中的情感和礼仪的角度来审视它。 以生命为基本生活方式，从家庭生活来定义人性，与从人与神的关系（或任何一种抽象观念）来看待人性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更多的是从人与城邦的关系来看待人性。 相似之处，但还是有不少区别。

在生活中，人们必须处理好“理想生活图景”、“现实条件”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心中充满了对“好日子”的期盼，但现实条件却严重限制了目标的实现。 这时，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越大，他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想不开”是指人无法缓解这种持续的紧张，被无法自拔的痛苦所吞噬，最终选择以死来逃避。

当然，我们也不能教条地说：选择自杀的人彻底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他们可能更看重人生的价值观，但不幸的是他们找不到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手段。 没有了救赎之门，价值可能会成为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担——这是一些自杀者的生活写照，但这并不是“生命”的真相。 面对生活的困难，极少数人选择永久逃避，但更多人选择勇敢地“活下去”。 有人自嘲说：“活下去吧”！ 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放弃生活，而是渡过人生危机的权宜之计。 通过暂时面对现实，这些人缓解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化解了生活中的思想危机，并有机会活得更长久。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生活作为一种生存伦理会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平民的自杀行为。 对于一个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个人得失和情感伤害都是次要的。 他的家庭责任感使他不能忽视自己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活着”的价值函数：

它将每个人与家庭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家庭生活中安家落户，从而完成了家庭生活的有效整合——这也是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

现代人在权力的规训下的生存图景，就像是那些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被迫自杀或自杀的小城镇居民和农民。 他们同样温顺，没有人格特质，没有灵魂，每天都过着朦胧的生活。 一切不理性的人和行为都必须接受社会监督和理性审查。 就这样，现代人成为了监督改造下的“标准生活人”。

我们“匿名公民”的一言一行都流露出理性——这就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我们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 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不要得罪你的老板或同事，不要在现实生活中发表政治言论。 几乎没有不合理的事情暴露出来。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权力纪律环境中，接受纪律权力的“反复演练”，类似军事训练，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差异才会被消除，成为“标准品格”。 ”。

微权力采用“滋润、沉默”的方式，将各种纪律标准灌输于内心，逐渐内化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形成内在的自我认同。 在这种规训权力的压制下，个体总是为了迎合集体偏好而调整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而个体的真实偏好和价值取向则受到压制，于是“我”就变成了“我们”。

[1] 邢超国. 鲜活的生活：中国人自杀的分析框架——读吴非《自杀作为一个中国问题》[J]. 中国书评，2009（11）：86-91。

[2] 陈辉. “为生”与农民自杀[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1）：130-132。